解读中国足球堕落环境：颠倒道德准则 缺乏监督

　　早在2001年 “假B五鼠”出现的时候，中国足球界就有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但是各方都在找出一个龚建平作为黑哨代表后偃旗息鼓，也就有了现在这场针对足球行业各种不法行为的司法风暴。中国足球在邪路上可以不用走这么远，但是所谓的社会转型和监管监督的薄弱，使其成了全行业堕落的典型。中国足球的问题，是行业发展、司法监管、舆论监督等方面不正常催生出来的。

　　仅仅就体育行业而言，足球问题并非个案，不过是因为项目成绩太差而成为开刀目标。足球行业的黑暗腐败，以往在媒体上不过偶现端倪，直到作为这个行业最高管理机构的高层纷纷身陷囹圄，方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牵扯其中的中国足球界人士，他们的堕落也是受到了来自各个层面的影响……

　　关键词：体制

    一个定位错乱尴尬的管理机构

　　南非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大会上，现在还是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名义在行使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和秘书长职权的韦迪，在政府是否应该干预足球的问题上选择了政府干预。其实，韦迪的选择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足协的状况：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行业协会却拿着行政单位的架子和办事方式风格。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改革，中国足协当时还只有协会这一块牌子。后来当时的国家体委进行深化改革，成立了一系列项目管理中心，足管中心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足协也就一套班子挂上两块牌子。自从足管中心的牌子挂起来后，中国足协改革之初的协会管理体制就遭到了破坏，尤其是2000年阎世铎接替王俊生担任足协“一把手”后，足协的职能渐渐由中心取代，协会只是对外工作的名称，而中心才是足协所有工作人员最为看重的牌子。

　　强调自己是政府职能机构，中国足协才有以行政方式向会员协会和各俱乐部发布命令的底气。这样的状况使得中国足协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倒退回一个行政性质的机构。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协，还具有行使行业管理职能的部分独立权限，而到了阎世铎时代后期尤其是实德等G7俱乐部逼宫时就成为了总局甚至是总局个别领导的执行机构。事事要请示，阎世铎对此解释为：“天塌了还有高个顶着。 ”其实就是推卸责任，以上级旨意作为足协工作的准则。到了谢亚龙时代，中国足协基本上就成为了总局分管足球副局长崔大林的执行办公室——中国足协内部工作人员，也戏称自己是“崔办”工作人员。奥运战略、南北分区赛制，甚至现在的国奥打中超，种种荒唐想法和做法，都离不开中国足协的领导班子在贯彻执行上级领导意识中展现的聪明才智。老想着出事会有高个来顶着，中国足协最近几任班子都不求上进。班子成员大多也认为自己只要执行了上级指令，就平安无事。不真正关注中国足球的管理和发展，只是执行来自总局的指令，足协部分人士也就把心思放在为自己谋利益上。错位的体制和尴尬的定位，使得中国足协及足球人士都有了胡作非为的精力。

　　关键词：司法

　　一个缺乏监督机制的混乱领域

　　1999年甲A联赛最后一轮出现的渝沈案，当时就被媒体在报道中定性为 “假球”。而比赛进行中观看电视转播的中国足协一把手王俊生第一反应也是 “假球”，继而足协组织了调查组，对当时的重庆寰岛和沈阳海狮两家俱乐部进行调查。由于中国足协的权限，渝沈案中的不少线索根本无法查证，尤其是两家俱乐部一些敏感资金的流向问题，中国足协调查组是没有权力查证的。最终雷声大雨点小，两家俱乐部分别被罚款20万和40万了事。

　　司法介入，在足球界向来雷声大雨点小，除了这次“8·25风暴”。渝沈案最终不了了之就是缺乏司法介入，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处理结果距离媒体和群众的期望值太遥远，也冷了很多人的心。2001年“假B五鼠”丑闻的调查和处理，几乎就是一台闹剧，最终竟然只有龚建平一人受审并被判刑。而当时出现的各种揭发材料，都没有得到重视和处理。像这次在“8·25风暴”里落网的张健强，在“假B五鼠”丑闻爆发导致2001年年底那场打假风暴后，就被人把举报材料贴到了龙潭湖丙三号伟图大厦楼下。由于举报材料是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在足协办公楼门口，当时的中国足协一把手阎世铎和张健强本人都不敢露面，只能安排其他工作人员下楼去劝散看热闹的人群并撕下了大字报。这场闹剧虽然轰动，但是最终还是没下文，张健强还是在中国足协继续任职，直到今年2月份落网。

　　体育圈特别是足球界的问题被质疑出来后，司法介入往往没有接口。甲A时代到中超时代，媒体上出现的所谓足球圈的潜规则、权钱交易、黑哨假球等等质疑是不少的，但就是看不到司法介入的迹象。媒体的报道和质疑，不是司法介入的理由和途径，所以很长时间里，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行业司法介入并不多——只有财务审计等活动查出了问题，才有司法介入的可能性。而中国足协在深化改革中变身为足管中心后，财务大权都上交到总局预决算中心，只是公费财务这块根本就不太可能在审计里查出什么问题。而除了公费财务，其他方面针对中国足协的法制监管，缺乏相应的长效机制，所以舆论长期以来质疑某些现象，但总看不到司法力量的强力介入和约束。

　　关键词：外力

　　一个颠倒道德准则的堕落环境

　　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足协是真实存在的。 2003年到2006年的国青、国少队里，经常都能看到领队公开摆放佛像、播放诵经录音，甚至队伍还被要求在选定的“黄道吉时”出发到赛场。赛前，全队要绕场走三圈，甚至还有人去拜球门。除了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部分教练对于这样的活动也是相当热衷，只是没有这般公开和猖狂罢了。足协工作人员的贪污腐败和足球行业的黑暗，并非只是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这两个层面的环境影响就能够造成的。

　　最近三十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也是人们观念变化最大的时期。传统观念和道德标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渐被抛弃，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都出现了混乱。 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候发生的“窃听门”事件，应该是新中国体育历史上最大的丑闻，然而当事人事后竟然不以为耻，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 “窃听门”事件的策划者和执行人，至今还在中国足协任职。同样是“窃听门”丑闻的当事人之一，中国足协一名党员干部竟然在担任青少年国字号队伍领队时大肆进行封建迷信活动。这也说明中国足协内部，早就是非不分，没有正常的道德价值标准。这个集体和单位里，早就已经没有了正气。

　　从改革之初的民主商议到最后的领导独断专行，中国足协的工作作风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步步改变。王俊生时代的中国足协，每年举行足球工作会议全行业进行足球发展工作研讨并制定对策，在中国足协内部也是时常进行内部研讨会议。务虚会，也是那时候开始出现的，为的就是中国足协在决策前在内部征求意见。而到了阎世铎时候，以往每年一届的足球工作会议在2001年年初深圳会议后就再也不开了，而且阎世铎不顾大部分工作人员反对一意孤行暂停升降级豪赌世界杯，对中国足球造成了恶劣深远的影响。谢亚龙则干脆不在足协内部举行工作研究会议，而到南勇成为一把手时基本上领导班子独自决策，而现在韦迪主政后这方面就更是江河日下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都在为此付出代价并承担责任。

　　宗和 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