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京津对抗：足协难辞其咎 蓝领不服孤傲

　　城市文化的对抗

　　北京的文化可以写出一百本书，每本三千页；同样，天津的文化也可以写一百本书，每本三千页。事实上，两个城市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三国志魏书》记载过一位名为田畴的人，田畴先事刘虞，再事曹操，田畴的籍贯为“右北平无终人”，很多人都认为田畴是北京人，其实不是，田畴是今天津市蓟县人，但是在历史上的某段时期，蓟县又是属于以北京地区为行政中心的政府管辖，如秦代北京地区即被称之为蓟县，田畴出生地所展现的一个事实是，京津文化在明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交融在一起的，京津不仅具有文化同宗性，很多地名具有相同的根源。

　　今天的北京，最早以都城的形式出现的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燕国的首都就定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称之为蓟城；秦汉时期，今天的北京地区属于广阳郡，今天的天津地区则属于右北平郡；五代以后，北京地区基本上为游牧民族所控制，被费正清先生称之为“不被金史所承认的皇帝”的海陵王完颜亮将金的国都定于今天的北京地区，元征服中原之后，定都于北京，称之为元大都；明初，燕王朱棣被封在北京地区，他发动靖难事件，夺取了政权，并将明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地区，此后，北京地区基本上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使用。

　　天津地区的城市化运动，开始于隋唐时期，京杭运河的开通使天津地区的价值开始显现，这里很快成一个物流中心。盐场、盐仓以及漕粮转运都离不开天津；元时，天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颇具规模。明靖难之变后，天津地区的军事地位陡然变高，城墙开始被建设，天津卫一词正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庚子国变后，直隶总督府驻地一度从保定移至天津，此时的天津地区成为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辛亥革命之后，天津地区始终以一个省级的行政单位存在着，1930年，天津成为国民政府的直辖市，与此同时，北京地位下降，成为一个市级行政单位，被划为河北省管辖。

　　两个城市不同的发展经历，铸成了两个城市不同的文化发展。明清时期，北京为士大夫和贵族的聚居地，在高阳先生的笔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清朝时期北京文化的发展线索。清朝时期，北京云集了全国各地的戏曲班，这样的戏曲班只能在北京地区才能大规模生存，在清朝的其他地区，能够接纳戏班并供养戏班的只有两种人，盐商和河道总督，而在北京，戏曲班拥有更多的观者和消费人群，包括了王公贵族、士大夫、新兴商人（他们往往靠戏曲来拉近与贵族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士大夫尽管经济上并不算太宽裕，但他们是权利阶层，属于新兴商人拉拢的对象，于是听戏成为一种社交手段）。北京文化是高傲的，是双重的，一方面由贵族、士大夫和商人们组成，另外一方面则是平民化的，他们是各种各样的商业服务人员、农民等普通民众。但这两方面都产生了相同的个性，即孤傲。前者的孤傲是表面的，是权利和金钱带来的；后者的孤傲是藏在骨子里，是艰难生活中养成的不屈。我们常常说“老北京的性格”，无非有两种性格，表面的孤傲和骨子里的孤傲。

　　天津一直是蓝领的，诚然，清朝时，天津的长芦盐运使与两淮盐运使及江南织造一般，都是肥的流油的官，但这无法掩饰天津居民的主要构成，在明清时期，这是一座蓝领的城市，发达的运输业产生了很多行业，甚至包括了帮会。这又是一座民主的城市，官员们必须在意人民的声音，否则他们会受到民众的抵触。天津的性格就渐渐在蓝领和民主之间长成，他们有些忠厚，有些易怒，有些固执，偶尔也会有些特有的圆滑。

　　如果了解了两座城市的文化，就可以理解京津战中两支球队球迷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具有很强的城市文化性，北京球迷在对抗中往往给别人很强烈的压迫感，而天津球迷展现的是一时的冲动。事实上，球迷间的对抗是足球世界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从足球产生的那天就存在了，压迫感和冲动是京津战中的主要旋律，也是京津战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论是场内还是场外。（搜狐体育 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