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保护伞之下的裁判
1994年第一届甲A足球联赛结束后，记者张东曾在第758期《足球报》上撰文揭露：甲A某俱乐部总经理掌握着一份联赛裁判收钱的证据，这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国家级裁判。
报道一出，很多裁判打电话给张东，有的询问名单上有无自己，有的要求张东不要公布名单。当时的足协裁委会秘书长蔚少辉开着自己的吉普车，拉上几个裁判，到张东供职的《天津晚报》要求张东出示证据。无奈之下，张东只得赔礼道歉。直到现在，已退休的张东仍不愿意出示证据。
有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依稀记得陆俊好像也同车前往了。
这是国内媒体较早对裁判收钱的报道，但因苦于大环境在无法取证、公布证据等原因，媒体只能道歉。
足球裁判界在公开场合很抱团，即使谁在场上犯了明显的错误，或者有丑事，也不会相互揭发，圈内的规则是严禁议论同行。足球协会也不会公开批评裁判。裁判与裁判间、协会与裁判间都是唇齿关系，不仅仅在国内，这个规则在国际同样适用。
但国外裁判被一系列机制监督，比如每年财产申报等等。而在中国，始终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中国足协里的裁判委员会负责联赛等比赛的裁判委派工作，负责裁判的晋级推荐考核，它决定着每名裁判职业生涯的生死。
“如果大家都认可了这种方式(裁判收钱)那还管什么。监督者一起来捞钱。”《足球报》总编辑刘晓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际赛场上错漏判也比比皆是，但人家不会怀疑裁判道德品质，一般是说裁判技术上的失误，但在国内好像自然反应这就是假的。”
从中国足球职业化开始，社会上就始终存在对裁判公正执法的质疑，但仅停留在部分媒体的报道中，司法机关一直没有介入，对裁判收钱的传闻无法取证，中国足协则一直在等待反击这些传言的机会，陆俊偶然成为了足协反击的代言人。
1998年3月22日，广州松日主场对阵大连万达。主裁判陆俊在比赛第85分钟判给大连万达一个点球，让大连万达领先，最终广州松日输掉比赛。
当晚，气急了的广州松日俱乐部副总利彪分别给《羊城体育》等多家媒体记者打电话，声称陆俊赛前收了大连万达不止20万元红包。
从1991年开始帮新华社《体育参考》写裁判点评的段嘉元也在当晚接到利彪的电话，他开玩笑地问利彪，你怎么知道大连给陆俊不止20万，莫非你也给陆俊钱了。
当时确有传闻称，陆俊敢将比赛双方的红包一起收下。
“那个点球吹的没问题，但如果收了钱，一切就不一样了。”段嘉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场陆俊的表现确实有失金哨水准，本来新赛季第一场比赛，他的吹罚是裁判的一个标准，为新赛季的吹罚定一个基调。”
当场比赛还有个颇让人玩味的镜头，大连队张恩华对广州队胡志军恶意犯规，胡志军是广州队的大脑，指挥着广州队犀利的反击。陆俊没出黄牌，只是拍拍张恩华的肩膀。
《羊城体育》在赛后刊登了利彪曝陆俊收钱的报道。随后，陆俊起诉该报，索赔100万元。大连万达也要求《羊城体育》赔偿1000万元。最终法院判《羊城体育》赔偿陆俊精神损失费8.5万元。
“消息来源不是我们的，我们如实报道，只是不够慎重。”《羊城体育》原总编辑范柏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法院判决前，范柏祥曾五六次找陆俊沟通，“做错什么我们承认，我们可以道歉。”在上级单位《羊城晚报》的斡旋下，时任国家体委宣传司司长何慧娴和中国足协主席袁伟民都劝陆俊“见好就收”。
“陆俊觉得面子也给了，本来想收手了。但后来足协裁委会有人不干。当时大环境黑哨很厉害，渝沈假球案已经闹得非常厉害了，足协一帮人已经将新闻界恨之入骨了。”《羊城体育》原总编辑范柏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们要杀鸡儆猴。后来陆俊已身不由己，是一帮势力的问题了。”
判罚后，陆俊将《羊城体育》的赔偿款捐给了母校北京体育大学。
这场官司之后，媒体不再随意刊登裁判收钱的报道。直到2002年的反黑风波出现，在经历了一连串博弈和足协可笑的坦白政策后，反黑风波以抓了龚建平一名裁判了事。足坛的受贿者和行贿者都躲进了足协圈子的保护大伞下。
2004年12月，刚退役的陆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仍清楚地记得，是他、龚建平和王燕春共同执法了中国足球职业化后的首场正式比赛。就在这个访问的半年前，龚建平在狱中病逝。
“作为同行、战友，心里肯定不会好受，也很惋惜，毕竟培养一个好裁判不容易，但很多事把握在自己手里。” 当时陆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龚建平，看得出来他难过的心情，但这次，“金哨”陆俊的判断又错了，很多事情还是无法“把握在自己手里”。
就在报道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三名裁判被移送起诉的同一天，中国足协原副主席谢亚龙、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原主任李冬生、国家足球队原领队蔚少辉，因涉嫌操纵足球比赛以及收受贿赂犯罪，经检察机关批准，被依法执行逮捕。
很快，体育总局再次明确表态，扫赌仍将一查到底。希望这次，事情真的回到了法律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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