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迪：愿多花钱给国足请顾问 说三流完全没意义

　　做这个专访时，韦迪还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督战国家队。在丽兹卡尔顿酒店大堂内，韦迪和记者聊了一个小时。就像他说的那样，我们信守承诺：不谈韦迪本人，只谈中国足球。

　　谈治理 建监管委员会

　　新京报：你觉得今年联赛怎么样？

　　韦迪：联赛应该说总体平稳，运行得基本正常。虽然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但是个体不代表主流，主流还是好的。今年职业联赛赛场上没有发现明显的假球。

　　新京报：你为什么说没有发现明显的假球？

　　韦迪：足协相关部门没有发现明显的假球，业内人士也没有发现明显的赌球行为，但并不意味着今后就没有。我们更要注重制度性的建设来规范和约束，使那些有想法的人不敢那么做。

　　新京报：具体的约束办法是什么？

　　韦迪：让他们犯罪的成本逐渐提高，这样才能进行制约。另外日常也要有及时发现这种苗头的办法，并且及时地处理。

　　新京报：我们会不会专门设立一个部门，专门去监督假赌黑这些东西？

　　韦迪：下一步肯定会有新的机制。新的监管办法当中有一条，中国足协要在今年组建一个监管委员会，由监管委员会来监管整个职业足球赛事的运行。

　　新京报：这个监管委员会由什么人组成？

　　韦迪：监管委员会是所有参赛俱乐部所在地区的省体育局相关人员和职业足球的相关人员共同组建，他的职责和任务就是面对联赛运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可能实施监管，发现苗头立刻处理。

　　新京报：以往也有监管委员会，但同时也有“取证难”的问题？

　　韦迪：公安部门取证都难，更何况没有调查权的足协和监管委员会。监管委员会会和俱乐部达成一致，依靠简单、多数的方式，来判定是不是正当比赛。我们不去判定是不是假球，但我们可以判定是不是正当比赛。在中国足协纪律处罚条款上，要增加一个内容，只要监管委员会集体认定这场球是不正当比赛，那么相关队伍就要承担责任。我不触及法律取证的问题。对不正常比赛会进行处罚，第一次给你黄牌警告，第二次再出现直接降级。

　　新京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取证难的问题？

　　韦迪：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要是光靠中国足协去取证调查，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你如果真的要想治理这个问题，那么就要有一个相对公正、相对可行的办法。

　　新京报：俱乐部会支持吗？

　　韦迪：大家都赞同，任何一场比赛都在俱乐部的掌控之中，完全可以进行正常比赛。有人曾经提过，这场比赛胜负不是很重要，我更愿意派替补去打。派替补去打是可以的，但你是不是正常比赛，还是能够判别的。我们也可以依靠媒体的眼睛。如果说两地以上媒体对这场球存在争议的话，那么监管委员会就有必要对这场球进行研究。

　　新京报：你怎么保障这些监管人员不出现营私舞弊？

　　韦迪：谁也不敢保证参与这个工作的人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会通过多数人和少数人的相互权利制约来解决营私舞弊，做决定必须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相信有不正当诉求的人，永远都是少数。我们的监管委员会存在不正当诉求的人居多的话，那么中国职业足球离坍塌也就不远了。

　　新京报：这就能让中国足球彻底和假赌黑无缘吗？

　　韦迪：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能不能做到，我是不敢打包票的。毕竟认知是随着实践不断完善的。随着过去假赌黑对中国足球带来的打击，我相信真正有责任心的人，都会考虑怎么去面对中国足球，不要再出现假赌黑问题，这是砸大家饭碗的事情。

　　新京报：假赌黑问题，害了中国足球十多年。

　　韦迪：我们始终没有把职业足球的规律捋清楚。职业足球跟其他项目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出资主体的变化。过去中国体育都是国家出钱，国家出资办体育。国家出钱当然国家说了算。但在职业足球这块，参与主体多元化了，既有国家出资，也有俱乐部出资，俱乐部出资人应该成为相关规则、制度的参与者，不能再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国家的意志和出资人的诉求能够统一结合。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必须尊重投资人的某些诉求。

　　新京报：职业足球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比管赛艇难多了吧？

　　韦迪：职业足球这方面，必须尊重出资人的基本权利。推出新政策、新规定之前，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这块是咱们过去思虑不周的地方。中国的职业足球，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足球。作为足球的管理者，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的话，管理足球时显然就要出现问题。

　　新京报：前几任领导没有搞清楚职业足球的问题？

　　韦迪：不能埋怨前任和以前的那些人，我倒觉得他们的实践给我们后来人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比如说过去组建了中超委员会、中甲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中超委员会、中甲委员会如果停留在一般意义、不发挥作用的话，就没有意义了。过去出现的问题提醒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两个委员会。比如说俱乐部的建设，就必须通过中超委员会，大家达成共识，这是我们共同制定的规则，大家一起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