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眼里南勇是个好孩子 案情很难牵扯到十强赛

　　《中国足球窝案》·连载⑤

　　内容简介：《中国足球窝案》是一本立足于足球反腐风暴的纪实文学，它以大量鲜为人知的细节讲述了二十年来中国足协高官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和派系之争，揭示足球事件背后错综复杂的内幕，曝光足球政治的潜规则。本书作者郝洪军是中国足球评论界标志性人物，被公认为中国足球反赌扫黑第一人。现为《辽沈晚报》总编助理。

　　前情提要：《陆俊飞扬跋扈的日子》 职业联赛后，陆俊的嬗变离不开中国足协领导层为他营造的“优越环境”。德高望重的恩师提携他，分管裁判工作的师兄弟们帮助他，他开始不断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陆俊在赛场上一直很霸道，因为判罚问题，他常常指着挑剔他的球员鼻子破口大骂。没人敢和他对骂，因为陆俊身上的红黄牌就是绝对的权威。

　　吴佩玉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南勇时的样子，“他给我的印象很一般，很低调，当时他穿的是速滑队队服，但身体看上去很健壮。”

　　南勇入学不到半年，不显山不露水，但学校要求什么，他都能做到，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尽管话语不多，但是南勇在学生中人缘非常不错。不知不觉中，南勇那种核心力量就显露出来了。

　　1984年，南勇大学毕业，他被国家体委的绣球砸中，到体委人事司工作。

　　1989年，国家体委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即北也门，1990年并入也门共和国)派出一个体育援助团，南勇是该团的领导成员之一。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此更受国家体委高层的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人事司的处长，分管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工作。

　　南勇1997年9月从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正式调到中国足协，担任正处级副主席。此间，他经历了中国足坛最著名的疑案“渝沈之战”，以及“甲B五鼠”闹剧。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裁判们人心惶惶之际，南勇出面了。他在足协召开一次裁判特别会议，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人承认收过钱，并上缴赃款，足协保证既往不咎，也允许犯错误的人执法当年的联赛……

　　南勇出事后，许多人在北京想挖挖“恶人”南勇留给人们的蛛丝马迹。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延吉和沈阳这两个城市。前者是他的家乡，后者是他求学的地方。他官运亨通时，人们很容易忽视他的身后经历。他身陷逆境了，我很好奇当年的南勇是什么样子呢？

　　2010年11月初，我去延吉采访本想见见他的父亲南兴烈，但延吉朋友讲，南勇出事后，许多记者曾来延吉采访，可南勇的父亲没有见任何媒体记者。我到延吉同样吃了老人家的闭门羹，我只见到南勇当年的教练以及他父亲的几个同事，从侧面了解到南勇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零散的回忆。

　　真正接近当年的南勇，还是从延吉回沈阳之后。

　　当年恩师

　　南勇是个好孩子

　　吴佩玉，南勇在沈阳体院读书的辅导员。

　　2010年11月中旬，许多媒体开始吵嚷着南勇要公审了，关于南勇的各种传闻见诸报端。我的同事姚国繁见我从延吉回来，他问，我们什么时候去体院？南勇当年的辅导员联系到了，她同意和我们聊聊。我说，马上去，越快越好，这样的事儿不能等……

　　1984年前后，当时的国家体委从国内包括沈体在内的六大体院要人，每个体院要两人，目的是培养后备干部。因为学生素质很高，沈体一家就被要去8个人，其他体院的名额就被占去了。

　　当年沈体被要去的8个人中，就包括南勇他当时就读于沈体的6班，而吴佩玉老人当年正是南勇的辅导员。

　　吴佩玉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南勇时的样子，“他给我的印象很一般，很低调，当时他穿的是速滑队队服，但身体看上去很健壮。”

　　南勇在1980年秋进入沈阳体育学院，此前，他是牡丹江速滑队的专业队员。南勇入学后进入了6班，当时南勇所在的专业一共8个班，吴佩玉是5班到8班的辅导员，同时她还兼任年级支部书记。这个年级的学生中，除了南勇，还走出了刘殿秋（中国足协职业发展与监管部主任）、张新江（沈阳市体育局副局长）等。

　　南勇入学不到半年，不显山不露水，但学校要求什么，他都能做到，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尽管话语不多，但是南勇在学生中人缘非常不错。不知不觉中，南勇那种核心力量就显露出来了。吴佩玉有一次找到南勇，“你自然条件、各方面都这么好，你可以当干部啊！”南勇很实在，他告诉吴老师：“我在运动队时间长了，知识面很窄，我想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班干部嘛，我不太想当。”

　　当时，吴佩玉说，“其实你这想法不对，你当干部同样是学习啊，而且有些东西你是学不到的，你这是在实践中学。”

　　吴佩玉的耐心劝导，打开了南勇的心结。1980年冬，南勇当上了6班的生活委员。在南勇的组织下，6班在生活方面根本不用吴佩玉操心。过了半年，南勇升到年级的生活部长。吴佩玉回忆，“那时候也没有院学生会，也没有系，都是年级学生会的干部，在年级生活部长这个位置后，南勇又当上了年级学生会主席，我可以这么说，不是南勇上得快，而是他干得确实好。”

　　吴佩玉说了三件事情。“有一次，我记得6班学生到省粮校那块修煤气管道，当时正是8月份，天正热啊，年级干部开会时，南勇一张罗，全班人都来了，谁也不敢迟到，当时我往那一坐，不用我多说什么。”

　　第二件事发生在南勇他们毕业之前。当时，吴佩玉累倒了，在家休息。临毕业前，自己不能亲自带班，吴佩玉对班级很不放心，又是南勇站出来了。“毕业前的琐事，都是南勇在底下组织干部，每天晚上到我家来汇报一次工作，征求意见。按理说，毕业前两个月，我不去上班，一般来说班级不都得散了！但是南勇他们组织得却那么好。南勇是真有能力，不服不行。”

　　最后一件事，就是毕业的时候。那一晚沈体开篝火晚会，在南勇和同学的组织下，1980年入学的这一拨学生上演了乐器合奏，那阵势，那声势，震撼了现场的每一个人，结果他们勇夺第一名。

　　吴佩玉和南勇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沈阳奥体中心五里河体育场是奥运会的足球分赛场，举办女足测试赛，南勇照例来到沈阳督战，他利用间隙看望了吴佩玉。

　　让吴佩玉始料未及的是，始于去年年底的反赌打假风暴，南勇涉案被捕。“我就觉得南勇是个好孩子，但这事对南勇个人不是小事，对国家也是损失！”

　　吴佩玉一声叹息。“这人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呢？南勇的抵抗力也太差了？你犯罪了，国家就要处罚你。我想，他只要不被判死刑，我肯定去看他的，给他送点衣服，送点钱，南勇在我眼里，始终是那个学生时代能力强、人缘好、重感情的孩子！”

　　他的父亲

　　不是传说的朝鲜大将

　　无疑，南勇辜负了恩师当年对他寄予的希望，也无颜面对父母的养育之情。

　　我去延吉后了解到，南勇不是外界传言的朝鲜大将南日的儿子，但他的确是一个老革命的后代。他生于1962年6月，他的父亲叫南兴烈，是一名参加过“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解放后，南兴烈曾担任延吉县委书记。

　　1972年，10岁的南勇被选入图们市业余体校，练习速滑。1975年，他打破了延边自治州少年速滑的纪录，并因此在第二年进入延边体育工作大队(简称“体工队”)，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据知情人介绍，南勇成名后，一些媒体曾炒作他“在速滑上的天分”，但他说：“那个年代，只有两个地方待遇最好，一是军队，二是体工队。这两个地方的伙食好，有补助。当时参军没啥希望，所以进体工队是我最好的选择。而延边别的项目并不强，只有速滑比较受重视，我就去了速滑队。”

　　1980年，18岁的南勇决心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人生。经过一番努力，他考上了沈阳体育学院体育运动系。大一时，他入了党，第二年又成为校学生会主席。在学校里，南勇的人缘非常好，威信也相当高。他当年的一些同窗回忆说：“那时候，南勇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成熟，而且很愿意和人打交道。”

　　1984年，南勇大学毕业，他被国家体委的绣球砸中，到体委人事司工作。

　　南勇和足球的缘分是从到国家体委时开始的。他到了这里，和年轻人组建了一支足球队。那时的南勇很活跃，他常组织自己的球队进行比赛，这使得他结交了许多人，有的人后来直接成为他在足协的同事。

　　1989年，国家体委向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即北也门，1990年并入也门共和国)派出一个体育援助团，南勇是该团的领导成员之一。那是他第一次出国。他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从此更受国家体委高层的重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人事司的处长，分管干部的提拔和任用工作。

　　1997年，南勇35岁，他被正式调入中国足协，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足协副主席，成为中国足协历史上最年轻的副主席。

　　2009年1月14日，南勇接替谢亚龙担任中国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正式扶正。

　　2010年1月6日，南勇和崔大林一起在杭州观看了国家队与叙利亚队的那场热身赛。

　　这一天是南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南勇的案情

　　很难牵扯到十强赛

　　南勇在2010年1月15日被警方带走后，许多人在列举南勇的“罪状”时，不约而同地把十强赛扯了进来。

　　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时国内许多城市都向中国足协表达了承办十强赛主场赛区的意愿，各方面条件并不算优越的沈阳成为了最后的赢家，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时任沈阳市体育局局长隋某与南勇是大学同学，他私下与南勇达成了协议。十强赛中国队主场比赛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当时主办方对外宣称门票收入总共为5000多万元人民币，可据估算实际票房超过7400万元，还有2400万元没有做到账上。十强赛之后不久，隋某就因为经济问题落马，然而南勇却一路挺到了最后。

　　不能否认的是，沈阳在申办十强赛的一事上，南勇起到很大作用。

　　2001年8月11日下午1时20分，米卢的国家队抵达沈阳。

　　南勇稍后也来到沈阳。沈阳市相关领导会见、宴请，各种荣誉和鲜花都送给他，南勇在2001年开始走向他事业顶峰。

　　南勇案发后，有人拿十强赛门票说事，这显然是捕风捉影。

　　从当年协议上看，沈阳承办十强赛，需要上交足协费用。足协要的是钱，他们不可能亲自经营门票。而沈阳十强赛门票，则有组委会指定一家公司承包。既然是一种外包行为，门票销售的多少纯粹是该承包公司自己的经营行为，有人指出的“2400万元没有做到账上”，这经不住事实推敲。足协只要能收到既定的费用，他们不会去管承包公司是赔还是赚的？

　　至于南勇在十强赛上是否有受贿行为，靠猜测是无法获得答案的。

　　南勇1997年9月从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正式调到中国足协，担任正处级副主席。此间，他经历了中国足坛最著名的疑案“渝沈之战”，以及“甲B五鼠”闹剧。除非南勇胆大包天，否则在足协内有张吉龙这座大山的情况下，南勇上任未站稳脚跟就利令智昏，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再有，南勇的案子是被足坛打假扫黑案牵扯进来的，他因“涉嫌操纵比赛和受贿”被立案侦查。据知情者透露，南勇受贿部分主要集中在近几年他大权在握之时，比如为一些俱乐部谋求利益接受贿赂、为国家队硬塞球员接受家长贿赂等等……

　　即使南勇十强赛真有受贿行为，专案组也属于搂草打兔子。这种结果出现可能来自两种原因，一是南勇立功心切，主动交代；二是和十强赛有关的人员案发，牵扯出南勇。

　　探讨南勇的案情，应该在他职业涉及的范畴内寻找蛛丝马迹。

　　比如2001年中国足坛臭名昭著的“甲B五鼠案”。

　　浙江绿城是很有背景的一支球队。2000年，当时的吉林队降级，随后整支球队和甲B的资格转让给了浙江绿城。据了解，因为南勇是延吉人，整个延吉队被卖到浙江，运作人恰恰是南勇。

　　浙江绿城成为五鼠之一，但他们似乎觉得很委屈。时任浙江省体育局长的陈培德联合浙江绿城老板宋卫平、广州吉利俱乐部的李书福站出来揭黑。同时，陈培德和宋卫平声称已经掌握多名涉嫌受贿裁判名单，并随时准备公布。

　　令人值得玩味的是，裁判们人心惶惶之际，南勇出面了。他在足协召开一次裁判特别会议，在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只要有人承认收过钱，并上缴赃款，足协保证既往不咎，也允许犯错误的人执法当年的联赛……

　　不否认，南勇在2002年初这次打假风暴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在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下，南勇首先用足球业内的行规替代了法律，使许多黑哨逃脱了法律制裁，也失去一次拯救中国足球的机会；再有，南勇在这场风波里，表面上看是为中国足协救火，实际上是不是自救？他究竟有没有“操纵”相关比赛行为？或者说，他在吉林队易帜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这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本文摘自《中国足球窝案》第二章，有删节。该书连载选登至此结束。）

　　录入编辑：薛冬霞

　　作者：郝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