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体坛“打工仔”也要“占领华尔街”

　　本专题策划 本报记者 雷煜

　　■本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 杨敏、孙嘉晖、许蓓

　　新闻点眼

　　近日，肖国栋在微博上炮轰台联比赛过于密集，让球员像打工仔一样给台联赚钱。很快，前世界冠军“火箭”奥沙利文对肖国栋的言论予以呼应，抱怨球员巡回赛带给他的感觉像是被“强奸”，“他们安排这些有积分的比赛，强迫球员去打，还得自己倒贴钱。比赛赢了奖金也不高，但是你能怎么办呢？”

　　事实上，这种抱怨不只出现在斯诺克领域，前不久的网球戴维斯杯大牌纷纷“因伤”退赛、林丹5次放弃比赛，以及击剑造假事件等，体坛“打工仔”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中外体坛也掀起了以炮轰、罢赛、消极比赛等手段为表达诉求的激进“占领华尔街”运动。

　　击剑造假匪夷所思

　　许蓓：今年5月23日~24日，全国击剑冠军赛第3站佩剑比赛在天津举行，本来这项赛事的受关注程度并不高，但却出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结果：8月22日，中国击剑协会发布了一则通报，在天津站的女子佩剑团体决赛中，辽宁队的两名队员受伤，她们与江苏队原本要在决赛中对阵，然而两队并没有上场比赛，双方教练员与当值的主裁判“编写虚假比分作为比赛结果”，击剑协会随即对裁判和两队教练开出罚单，杨震和王泱两名裁判员被停止今年6月~12月的全国比赛执裁资格，辽宁队的孙乐君和江苏队的贾桂华被禁赛今年全年。事件相关运动员并没有受到处罚，或许她们只是在教练员的“操纵”下才如此消极地“完成”了这场“比赛”，并非由运动员发起的主动罢赛。

　　杨敏：竞技体育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精彩对决，如今用“书写”的形式决出胜负，可真是闻所未闻。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些教练员、运动员以及裁判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弄虚作假呢？今年击剑项目的全国赛事场次并不密集，只有3站击剑冠军赛，击剑冠军赛总决赛和全国击剑锦标赛这些成年运动员参加的职业赛事，要说比赛密度太大，有点说不过去，但运动员在一个全国冠军赛的分站赛中，如此潦草地“编写”决赛成绩，可见运动员本身的参赛积极性实在有限。

　　许蓓：或许细细分析，会找到造假事件的答案。职业运动员，唯有寥寥数十人能进入国家队，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赛，从中收获名利，其他“金字塔”下层的运动员们，仅在全国比赛中混混度日。国家队的顶尖运动员极少参加今年的全国比赛，因为他们要把精力放在今年的世锦赛和明年的伦敦奥运会上，而国家队在今明两年内，恐怕不会进行大换血，这意味着国家队以外的剑客无论在全国大赛中有怎样的成绩，都不会对他们的运动生涯有太大的推动，那么出现天津站女子佩剑决赛中如此荒唐的结果，也只是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图“省事”而使用的“屎桥”而已。

　　现状：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消

　　孙嘉晖：击剑造假事件的起因算是比较另类了，很多中外体坛大腕退赛的例子，原因均是比赛太多，导致运动员应接不暇。事实上，赛事多少始终是一个矛盾体。比赛少，运动员会抱怨没钱赚，吃不饱；比赛太密集，又有人跳出来说——累死了，吃不消。

　　杨敏：“打工仔”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有激化的趋势：肖国栋在微博上炮轰台联比赛过于密集；纳达尔抱怨网球比赛过于频繁；林丹以比赛太多而5次退赛……“打工仔”的理由貌似很充分。

　　孙嘉晖：就台球而言，其实，过往几年职业排名赛一个赛季也不过8站甚至6站比赛，包括奥沙利文、丁俊晖等名将都曾抱怨，斯诺克项目在英国甚至世界，正在遭遇瓶颈。特别是奥沙利文，曾宣称，台球选手还不如高尔夫球王老虎伍兹的球童挣得多。赞助商少、项目推广遇到障碍，结果，自然导致比赛减少。但现任世界台联主席赫恩大刀阔斧的改革，遭到众多球员的抵制，特别是今年新增的巴西大师赛，世界排名前16位的选手，居然有半数拒绝参赛，因为奖金少、开销大。改革本身伴随着阵痛，球员的过激反应可以理解，这中间需要更加充分的沟通，因为世界台联实际上就是演出商，球员则是演员，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谓唇亡齿寒，不言自明。

　　杨敏：林丹在过去一年的大小公开赛中退赛次数多达5次，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澄清，这并非战略性退赛，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李永波指出，在爱徒退赛的问题上，世界羽联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比赛的抽签不合理，总是与自己的队友内战，另外，要征战各个公开赛攒取奥运积分，确实非常辛苦。他还举例，林丹在今年日本公开赛的1/4决赛苦战一个多小时才淘汰了队友陈金，比赛结束后发现脚底已经磨出了一个很大的血泡。林丹发现，半决赛的对手还是自己队友谌龙，于是，他就提出了放弃。又像今年的新加坡公开赛，林丹到达的第一天就拉肚子了，身体十分虚弱，最终不得不放弃比赛。

　　孙嘉晖：网球从1月1日开始新赛季，到12月结束戴维斯杯总决赛，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如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可能不得不一直在比赛的旅途中。抱怨甚至威胁罢赛，也是争取权益的一种正当手段。

　　矛盾：“演出商”与“演员”难共赢

　　杨敏：从肖国栋的抱怨来看，他是对这种赛程频密，开销大的安排不满，而在网球方面，球员抱怨最多的也是代表国家出征的戴维斯杯，那么，在体坛罢工事件中，“打工仔”最大的抱怨是单纯的因为赛事太多，还是因为付出与回报不够平衡的比赛太多？

　　孙嘉晖：其实，工作和回报成正比是天经地义的，但问题是，规则的制订者世界台联、ATP、ITF往往为了关照赛事承办商的利益，在与球员的契约当中增加诸如“强制参赛”的条款。这次肖国栋发炮，也是为球员的“不自由”维权。如果将比赛看作商业演出的话，实际上，国际单项组织就是主办方，赛事组委会（举办地）就是承办方，而运动员则是演职人员，三者利益总体一致，但在分配过程中如何实现共赢，才是问题的关键。显然，斯诺克选手参加PTC赛要缴纳报名费，是主办方对盈利不自信的表现，损害球员利益的行为是愚蠢的；而网球的赛事安排则相对宽松，只要医生开具受伤证明，球员就无须参赛，但问题是别人参赛会让他们失去安全感，这种竞争关系带来的压力让罗迪克、纳达尔等感到不满。诚如，穆雷所说，网球选手已经挣得够多了，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奖金一项就可以拿到百万美元以上，德约科维奇甚至达到千万级，虽然比不上高尔夫、棒球等项目，但比斯诺克还是好得多。因此，球员的呼吁实际上是在维权，并实现自身群体利益最大化。

　　许蓓：在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职业联赛中，出现运动员“占领华尔街”式抗议的状况会更常见，因为要挣钱，联赛的赛程安排会为了争取更多的赞助商和门票收入，而排得比较密集，除非运动员认为他们从联赛中得到的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努力成正比，不然就很容易出现“罢工”，像现在NBA停摆，运动员方面就是想争取更多收益，才会与老板们出现劳资纠纷。在商业化的职业联赛中，运动员也是运动队、俱乐部的职员，只不过他们的劳动不是伏案工作，跟所有打工仔一样，运动员也只是想从比赛中获得利益，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精神方面。

　　维权：消极比赛和罢工都不是办法

　　杨敏：各个项目为了抢占市场增加比赛，还对运动员添加了许多强制性要求，在体育与商业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情况下，这是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呢？体坛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反复也有越演越烈之势。

　　孙嘉晖：纳达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改变积分保留一年的规则，拉长积分保有时间的长度，这样他们保持世界排名的压力会小一些，选择性参加比赛的空间更大一些。当然，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地解决参赛多难题的办法。但问题是，那些低排名的球员不答应啊，纳达尔前年的积分还能用，我要努力两年才能攻占世界前几名的位置，稍有不慎就功亏一篑，难度太大，会损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许蓓：现在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下，一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商业运作的项目，很难出现轰轰烈烈的运动员罢工，倒是消极训练、消极参赛的状况比较多，但这种消极抵抗，比通过劳资谈判来达成双方满意的劳资关系要更可怕。

　　去年广州亚运会时，我与男子三级跳远的全国纪录保持者李延熙聊天，他告诉我一个“笑话”——在破了邹振先的纪录后，他回到河北队，被告知因为他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他的工资连涨两级，一级工资有十几块钱，连涨两级意味着他每个月的收入可以提升三四十块钱。李延熙对这笔“意外横财”的感觉有点哭笑不得。

　　杨敏：我同意许蓓的看法，在本赛季的中国羽超联赛，就有个别国手疑似消极比赛，因为这种联赛的报酬不高，即使达到国手们要求的价位，还需要在比赛城市以及国家队间疲于奔命，他们宁愿在国家队歇着，或等到自己的状态有所回升再打一两场。其实，除了“占领华尔街”，打工仔还是有很多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诉求，例如网球运动员准备成立球员工会，也有运动员通过时下最便捷的微博去反映自己的不满。

　　孙嘉晖：事实上，ATP组织当中就有球员理事会，费德勒是主席，纳达尔是副主席，他们可以代表球员在ATP研究赛程时具有发言权。罗迪克倡议组织球员工会，并在上海召开峰会，但是，即便是成立了球员工会，想要拧成一股绳也不容易。NBA用实际行动证明，球员工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旷日持久的谈判，导致各方利益皆受损。

　　罢工是一种极端的做法。事实上，要想真正做到维权，运动员首先要在团体内达成一致，寻求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方案，任何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倡议都很难得到拥护，更不要说可以揭竿而起倡导改革了。至于渠道，每个项目略有不同，但首先要研究好游戏规则，不要对既定合约提出挑战，因为，任何让世界单项组织违约、违法的行为，几乎都是徒劳的。真正做到维权，运动员首先要在团体内达成一致意见，寻求可操作性强的措施、方案，任何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倡议都很难得到拥护，更不要说可以揭竿而起倡导改革了。至于渠道，每个项目略有不同，但首先要研究好游戏规则，不要对既定合约提出挑战，因为，任何让世界单项组织违约、违法的行为，几乎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