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青年报》
0-2输给成都，“旁观”的主教练吴金贵并没有和打江苏队那样出现在教练席上，赛前他就患上了感冒，在老板的要求下他还是带病前往成都。上轮绿城与江苏一役，吴金贵出席赛前、赛后新闻发布会，赛中始终端坐场边的情景并未再度出现，转而变成了赛前杜威出席发布会，赛中队委会指挥比赛，赛后毛毅军总结发言。“吴指导周一就回上海，周三才归队，来到成都后，我们就没见过他。”一位队委会的成员介绍。
为了布置战术，队委会球员在赛前仔细观看了成都队的多场比赛，并制定出一套以防守反击为主的战术。“对手拼死保级，一定会攻出来，我们要在稳住后防的情况下伺机反击。”但很多时候预期与结果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队委会的神奇也在成都被终止。
细看两场比赛，绿城队的首发阵容并未做太多调整，队委会仅仅是用巴力和郑科伟，顶替了沈龙元与汪泉。但郑科伟在球场上的失误，直接导致了绿城队在比赛中的失球，从而引发出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其实除了阵容，绿城队在两场比赛中的表现并无差异，低于对手的控球率与射门次数，陷入被动的场上局面，去年那支在吴金贵运筹帷幄之下踢进中超四强的杭州队已经面貌全非。
吴金贵的在场与不在场，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但两场比赛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吴金贵到场，绿城赢球；吴金贵没来，绿城输球。
杭媒惊曝杜威孙吉成队委会少数
比赛有赢有输，再正常不过，江苏队在最近两轮的巨大反差就是一个说明。然而现在的绿城似乎输不得，于是这场输球的责任被一种解释拐着弯地又到了吴金贵那里。
此前，在宣布剥夺吴金贵主教练权力的同时，绿城老板宋卫平便将包括杜威在内的七名球员召集到一起，宣布由他们组成队委会，执行主教练权力，并亲自制定了游戏规则：训练及比赛事宜，由七人共同商议解决。不过由于杜威队长身份的特殊性，他被视作队委会之首，而因伤不能上场的孙吉也有更多时间在旁辅佐。
按照杭州媒体的报料：“在成都之战前，队委会在讨论究竟用郑科伟还是汪泉一事上出现分歧。杜威、孙吉两人认为郑科伟最近状态不错，让他首发将会更稳当，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剩下五人的反对。如果按照公认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那么汪泉将获得首发位置，但由于宋卫平此前说过队委会由杜威做主，因此在比赛当天，杜威在与队委会再次重申了使用郑科伟，而其他成员也表示听从安排。”
不过得到杜威信任的郑科伟并没有在当晚比赛中表现出应有的实力，甚至绿城方面的失球与他有着直接关系。于是，赛后对“上海帮”的那些具有攻击性的流言蜚语传了出来。尽管杜威一再表示“球员根本无法完全代替主教练的作用”，俱乐部总经理沈强也试图用“老板说过，输赢没关系”来转移目标，但对于“上海帮”的指责依然没有停息，甚至有人暗示“有人希望球队输球”，“因为输了球，就证明队委会不行。”
对于这场比赛，俱乐部老总沈强也不愿意多说：“现在已经放权给队委会了，可能球员（在指挥上）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过多地评价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玄机初现上海帮球员成众矢之的
2：5的票选，曝光的数据似乎意味着对委会也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充满着角力。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票选过程，也不知道是不是最终杜威有拍板权，但是我看到他们要传真给老板的名单上，好像不是只有两个人的名字，看样子应该还是都签上去了。”一位非队委会的球员跟记者表示，他并不能确认有没有报纸上写的那个过程，“球队输球了，正好也是郑科伟那个位置上的失误，那自然要说什么是什么。我也很奇怪，既然当时有反对的声音，而且还那么大，为什么还要在上面签字呢？”这位球员还确认了报道中的一个消息，那就是同是“上海帮”的沈龙元由于身体问题，的确表示过不能出战。
杜威具有拍板权么？就第一场比赛下来看，这位国家队队长似乎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上轮和舜天的比赛，从指挥的情况来看，上半场杜威甚至很少通过对讲机与教练席沟通。中场休息时，杜威因为脚伤，一直坐在看台上，并没有下到休息室，下半时的战术调整基本上是由矫喆和汪嵩两名老将加上鲍仲良协商作出的决定。在此过程中，杜威和孙吉考虑到宋卫平尽量不使用外援的要求，下半场一度曾经通过对讲机，提议由郑科伟顶替汪泉，但是被教练席告知，中场休息时已经有了基本方案。
可见，在队委会和更衣室中，真正具有话语权的无非那么几个名字。倒是这样的一篇“惊曝”的报道或许更暴露了其中的一些东西，谁在用球队的利益排挤“上海帮”，似乎并不难推导。
》评论
更衣室里谁吐槽？
□耳东每
本来是绿城队的家务事，但既然愿意这么让人看，那么也得让人评说。
当吴金贵和教练组被架空之后，按照昨天一家晚报的说法，“杜威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违规操作”这个声音先声夺人。在郑科伟的使用问题上，2：5的投票数，看上去“上海帮”劣势了，但最终却是如愿了。其实说“违规”也很微妙，既然确定“少数服从多数”，那么为何拿5票上场的球员不坚持己见，放弃权利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说杜威违反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队委会传真给老板宋卫平决议上却有7个人的签字，很齐全。契约制社会，白纸黑字才是铁证如山，一切口条所言终究还是站不住脚的，你可以说2：5我也可以说5：2。这样的关键问题上，除非道明“谁说的”，然后那个内线再次跳出来说“是我说的”，那样才有一些意义。敢么？
这个争议，无非是建立在这么一个基础上的，那就是——输球的问题都推给郑科伟。输球赖一个人，这个逻辑本来就算不上严谨，仅仅由于郑科伟是主教练签下来的，就成为了替罪羊，其他位置球员就完全没有责任了，这个罪过似乎比曾经的成都队队长进攻效率低下还要大。听上去有点荒诞的事情，但在非常时期就是如此，说不清道不明。
每个球队恐怕都有过非常时期，非常时期就有非常纪律，在这个时候媒体还能获得诸如投票数量多少、谁最终拍板这样的消息，可见非常时期的更衣室还是耳目众多，人人各怀鬼胎。于是，所谓的团结正是“教练在和不在一个样”——那就是没有团结。赢球了就说没有主教练更好，输球了就说主教练的追随者在作梗，好话坏话反正话都能说，这个念想就犹如司马昭之心了。有人捅给媒体消息，有人给领导打小报告，或许这就是宋卫平在挪开教练组之后希望看到的——就像我们挪开一块砖头，会发现很多小虫子飞快地跑开，他们怕见阳光，往往就是这些怕见阳光的东西使了坏。
更衣室是一个私密场所，能够吐槽更衣室的人，往往是南粤人所言的“二五仔”、西班牙历史上的“第五纵队”、鸿门宴中的“曹无伤”，看似让不在位的教练组背了白锅背黑锅，或许其自己也正踏进了宋卫平设置的绳圈中。所以，这是一场好戏，谁笑到最后还真的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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