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2月1日体育专电（记者徐征 汪涌）高峰没有想到，他在广州亚运会上一个本以为很平常的举动会为他带来这么大的荣誉，比他夺得男子摔跤自由式60公斤级铜牌更受人称道。
今年1月高峰被国际奥委会授予了“2010年度世界公平竞赛奖”，以表彰他在亚运会上将受伤的对手抱下场的举动。“在之前比赛时他还咬了我一口，这让我很生气。不过他受伤了，很自然就会把他扶下去。这也算是比赛场上的文化、文明吧，”高峰笑着说。
高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0岁时他被体校的教练挑中转学到了丰台业余体校，正式开始了运动生涯。此后进入东城体校加入北京二线队，再到木樨园体校进入北京一线队，拿到全国运动会冠军、入选国家集训队，高峰走的是一条典型中国专业运动员的成长轨迹。
上学的时候，高峰每天早上6点出操，8点开始上课，多数下午时间都会用来训练。2005年，高峰考入首都体育学院，主修运动训练专业，学习的科目有运动心理学、运动解剖学、计算机等，基本上离不开自己所从事的体育专业。
“大学的时候是一、四上午和周日全天上课，平时训练，基本上没有休息日。如果到了国家队，一年只能歇一天。好在我家是北京的，有时抽空能回去看看，但当天也要归队。和朋友聚会什么的就非常少了，”高峰说。
运动队里的纪律非常严格，除了外出比赛，运动员们就是在训练场与宿舍之间奔忙，极少与社会接触。25岁高峰的梦想是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而更现实的愿望则是再参加两届全运会，为了能够保持竞技状态高峰推迟了与女友的婚期。事实上，他多数时候只能在宿舍楼下与前来看望的女友见上一面。
这是一条简单又枯燥的生活之路，也是中国大多数运动员的成长之路。选择教练、体能师、经纪人，安排自己的比赛计划、商业活动，这些国外运动员必须要自己去做的事，中国运动员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这就是中外运动员培养路线的不同。美国人菲尔普斯在成就一届奥运会独得4枚游泳金牌时19岁，也是一名大学生。当时他每天训练平均只有3个小时。这并非是他偷懒，而是因为要上课，训练只能在课余时间进行。
学业缺少，与社会脱节，是如今运动员们面临的普遍问题。虽然高峰并不认为现在的运动员文化素质欠缺，但他也觉得，他在学校文化课上所学的东西更多的是在自己从事的运动项目上有所帮助。因此，虽然有高峰在亚运会上体现出来的高风亮节，但更多的是中国运动员们在赛场外令人颇为汗颜的表现。
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几位大牌选手在面对采访时少言少语，此种做法引起颇多不满，最后主办方不得不通过新闻官告诉中国的选手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多说些，而不是耍大牌。在同年世乒赛开赛前，国际乒联主席沙拉拉就曾致信中国乒协，希望能够纠正运动员不配合采访的行为，但中国运动员仍然在新闻发布会上低头发短信、互相聊天。
更令人感慨的是，很多运动员在退役之后由于文化素质不高、与社会脱节而难以就业，甚至出现了盗窃获刑最后街头卖艺的窘境。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司长蒋志学说：“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技能，运动员就难以再就业，新的运动员就不能进队，后备人才输送必然不畅，自然影响体育事业的长远持续发展。”
虽然读书并不是提高文化内涵的唯一路径，但却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据国家规定，体育院校每周应至少安排10至12节的文化课程，但除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外，调查显示由于比赛等原因影响，运动员到课率约在56%左右，有51.3%的运动员因为外出比赛、集训而中断学习。
作为曾是运动员中学历最高的“棋后”谢军表示，文化修养应当成为运动员的基本素质。谢军说：“过去，运动员的基本素质有很大的局限性。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能达到较高层面，但在文化修养方面是比较薄弱的。运动员在退役后都面临再次选择的问题，这不是简单地让运动员拿到高学历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通过增强文化修养，帮助运动员建立一种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环境的世界观、价值观。”
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夺得越来越多的金牌之时，文化问题也似附骨之疽如影随行。在北京体育大学2010年4月的学报中一篇名为《文化教育 我国运动员群体的战略抉择》的文章曾透露，从1996年到1999年，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减少近5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30年内日本仅足球人口就从不到30万增长到超过90万，平均每年增长2万人。
文章认为，近年来竞技体育的吸引力逐渐弱化，其根源就在于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上不去，当循环不能通畅时，竞技体育的发展自然受到制约，而运动员群体的文化教育问题则是竞技体育良性运行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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