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运动美国
在美国，金钱和市场营销已经逐渐变成了当今体育的主题， 但美国《体育画报》的编辑和记者们仍然坚信：
体育的意义在于那些我们可以互相诉说的故事， 那些让我们精神振作的时刻——是体育定义了我们。
美国《体育画报》主编 Terry McDonell 摄影 John Biever/SI
1980年秋天，美国《体育画报》资深记者拉斯•安德森（Lars Anderson）只有9岁，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一天，父亲带他去看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对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橄榄球赛。第4节比赛只剩不到1分钟的时候，夺冠热门内布拉斯加以14比18暂时落后，但他们已经将阵线推进至离达阵区只有3码（约2.7米）的地方。就在这时，内布拉斯加遭遇了黑色时刻：他们的四分卫杰夫•奎因失手掉球了。佛罗里达州立夺回了球权，随后比赛结束。然后，在佛罗里达州立的教练鲍比•鲍登以及所有替补队员离场时，人群为这支弱队的意外胜利起立致敬。起初，看台上传过来的是礼貌的掌声，就像你在高尔夫巡回赛中听到的那种；但紧接着，观众开始为鲍登和他的球员欢呼，发出了那一天里最响亮的喝彩。失望的泪水从拉斯脸上滚落，父亲把这个抽泣的孩子搂在怀里，指着兴奋的对方球迷，大声说：“孩子，这就是体育能给人带来的，最好的东西。”
体育精神可以是一个很天真幼稚的词，特别是在某些体坛丑闻发生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真像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相信勇气、正直和公平竞争，那我们的这种定义是在体育运动中形成的。在我们的赛场之上，竞赛、媒体以及名望被用新的方法去看待与解读。在运动场上，我们学会用行动告诉对方，我是谁。
一路走来，我们把体育发展成了一种经济，把体育市场学的概念一遍遍地提纯美化，用比赛给我们带来的兴奋来向大众推销从快餐到房子的所有产品。我们的联赛用一些微妙而又相差不大的词汇来形容自己：奇迹发生之地（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没有言语可以形容（NHL: There are no words）；这就是一切（NFL: This is it's all about）；不只是棒球（MLB: This is beyond baseball）。所有的联盟都有连锁商品店。从愤世嫉俗的角度看，商业化已经吞噬了人类的纯洁与天真，我们把自己标价出卖。如果模仿Nike的广告语，我们只是这么做了（just did it），把我们的媒体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冠军盛宴。
但我不相信这些。
我相信的是，那些艰苦、美妙的体育比赛，把我们塑造成更好的自己。市场化的兴起是因为这些宣传的煽动让我们感觉更好。有时，我们所抱怨的商业化也能歪打正着。
与分数及排名无关，值得我们铭记的是故事。运动员的技术或者精神可能令人惊叹，但如果没有背后的故事，一切都将失去关联。我们对他们足够了解，才能理解他们胜利或失败的意义。在2007年季后赛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爵士队后卫德里克•费舍尔10个月大的女儿生病了，他只能在比赛间隙从纽约飞到盐湖城去探望她，我们就不会意识到他在关键时刻投出的那个三分球有多重要。这就是《体育画报》的兴趣所在。我们没有主队，我们的主场是历史。
就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体育画报》社中有其他325位同事在共同努力。他们中只有小部分曾是运动员，但所有人都有故事。在我一生中，他们是我花最多时间相处的人。虽然我们并没有围坐在篝火旁彼此诉说，但我们确实像个部落中的大家庭一样坦诚交流。
你见过最伟大的运动员是谁？哪个瞬间令你最难忘？最伟大的回归？最伟大的胜利？你见过赛事背后的不公平吗？
为什么这些对我们如此重要？
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在2003年的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资深记者理查德•霍福尔（Richard Hoffer）写道：“体育从一道本地小菜进化成了一顿国际大餐⋯⋯突然间，所有人都可以与他人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与争论都因为对体育共同的热情而消减。”
霍福还写道：“这不是很奇妙吗？那些让我们的历史充满色彩的光荣和耻辱，都可以用这样一些所有人都能明白而又无伤大雅的东西表达出来：一份技术统计表，一枚运动员的奖牌，一个杂志封面。谁能想到呢？所有值得铭记的东西都可以在当中体现——种族的和谐、生活的富足、团队的合作、竞技的风格、商业的成功，哪一样没有在体育里出现过？”
而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抛开，留下的就只是比赛、球队或者运动员，他们像一座桥梁连接着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的联系因此而紧密，我们的家庭也因此而团聚。
上世纪70年代，SI.com的资深制作人安德鲁•佩尔罗夫（Andrew Perloff）还是个小孩，他父亲在南费城经营一家小食品批发公司，工时很长，很少在他身边，在家的时候又不是个爱说话的人。安德鲁所知道的唯一能把他和父亲维系起来的事情，就是费城的体育，而他们唯一能够不间断待在一起的时间就是每年秋季那8个星期天，因为他父亲有老鹰队的季票。
那个时候的老鹰队并不强，总是被安德鲁所痛恨的牛仔队打得落花流水。但他对老鹰队的感情是那么深厚，他甚至写信给NFL总裁皮特•罗泽尔（Pete Rozelle），去抱怨他失职。然后70年代末，老鹰队突然强大了起来。他们在1980年闯进了NFC冠军赛，在与达拉斯队对阵的那个寒冷的周日下午，当老鹰队凭着威尔伯特•蒙哥马利一次42码（约38米）的达阵以20-7取胜时，佩尔罗夫和他爸爸也在老兵球场。你如今还能在电视上看到那场比赛的精华片段，NFL电影公司很喜欢播放老鹰队教练迪克•沃梅尔像个疯子一样在边线上跑的画面。众所周知的是沃梅尔还在新闻发布会上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那时候的球迷还完全不像今天这样有组织，费城的经济在70年代也处在艰难时期，而老鹰队的这段历程承载了深厚的象征意义。那是个困苦的地方，那些硬汉们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放声哭泣。
多年以后，佩尔罗夫在SI.com工作，他偶然地看到一张老照片，是那个下午沃梅尔正被人群高举起来抬下球场，强烈的情感又一次涌了回来。直到今天，他打电话回家的时候，他和他爸爸一开始仍会不知道要说什么，但一两分钟之后，他们很容易就会聊起老鹰队、费城人队或者76人队，并且还是会谈到1980年的那场NFC冠军赛。
在国土另一边，资深记者戴蒙•哈克（Damon Hack）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湖人队球迷，魔术师约翰逊曾经就是他的一切。每当有湖人队的比赛，哈克就会在电视机前拿个便条本追踪记录下魔术师的每个得分、篮板和助攻。在学校操场的体育课上，哈克会时常表演起他的盲传，在NBA赛场上有他心中铭记着的魔术师和其他所有的队员，这是他成长的方式。直到哈克即将成年并且长到6尺3寸，成为范奈中学篮球队控球后卫的时候，这份情怀依旧不变。
1991年的秋天，哈克已经是加州大学洛城分校（UCLA）的大三学生。来到西木区，他仍保持着对湖人队的痴迷。有一天，在艺术史课堂上，他被教授吓了一跳：“戴蒙•哈克在吗？”哈克站了起来。“我有张字条要给你，”教授说。哈克走到讲堂前面，接过了从助理院长办公室那里转送过来的留言：去布伦熊雕像那里见见你父亲。
哈克沿着山坡向着学生商店走下去，脑子里不停着思索着。是谁病了吗？他爷爷最近身体一直不大好。哈克清楚地记得，他看见他父亲在阳光下穿着白色礼衬衫，深色松身裤配着领带和吊带，就站在布伦熊旁边。哈克给了他一个拥抱，然后等待他说话。
“儿子，”他父亲说，“魔术师染了艾滋病，他今天就要退役了。”
那几个字几乎让人听不进去。他们向着UCLA的6号停车场走过去，哈克的头脑直眩晕，走到车子旁边时，他想要忍住喉咙里的哽咽，却没有做到。他打开车门，倒下便哭了起来。他父亲开了5分钟的车到哈克的宿舍，他的室友都已经在电视机前。他们一声不响地看完那一个小时的新闻报道，然后他父亲就回去工作了。
魔术师后来的回归是值得纪念的——在1992年的全明星赛，在奥运会，甚至在湖人队——而哈克也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比赛。但是当他再想要记录魔术师的数据时，他会突然停下来，他对于那一天的记忆，还有魔术师对他而言所代表的一切，都已化成了他心中对父亲的回忆。
II
运动家的风度和想象力源于勇气。想想2011年的NBA季后赛上凯尔特人后卫拉简•隆多是如何返场的吧。在第二阶段总比分0比2落后于大热门热火队时，难缠的隆多为了追逐一个没控牢的球而跟迈阿密后卫德维恩•韦德纠缠在一起，然后被对方猛力甩开，隆多想要支撑身体的时候却摔断了自己的左手手肘。他一脸痛楚地被扶回更衣室，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脱位的手肘用袖套卷着。当哨音再次响起时，隆多是第一个走出来的凯尔特人球员。他独自走过球场中线，因为他想让热火的球员看到，他们甩不掉他，而且他会让他们付出代价。他确实做到了，只用一只手比赛的他带领凯尔特人赢下了那一场。“在体育比赛中我从不追逐英雄主义，但勇气是比赛里决定性的部分，”《体育画报》负责报道NBA的资深记者伊恩•汤姆森（Ian Thomsen）说，“尤其是在这个金钱时代，很多球员都很娇纵。当你看到有人像隆多这样在本可以简简单单就去医院的时候还鞭策自己回到场上时，这就说明了一些事情，他为什么要打球，金钱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
2008年，我在北京水立方报道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在那场决赛之前很可能只有游泳迷才知道美国队的杰森•雷扎克。赛前，法国队25岁的选手阿兰•贝尔纳趾高气扬地吹嘘说法国队将会“击垮”美国人，而作为当时的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说得既不过分又很过分。
然后比赛的过程是：虽然迈克尔•菲尔普斯第一棒游出47.51秒，法国队在第三棒取得了领先并将最后冲刺交给了贝尔纳，他们离金牌只有100米了。在他之后跳下水的是雷扎克，一名第三次参加奥运会但注定要委身于菲尔普斯巨大阴影之下的32岁老将。剩下约50米的时候，贝尔纳领先几乎一个身位之多；连播音员都承认法国队要赢了。但雷扎克找到了他内里的某种力量，从后赶上了贝尔纳，比法国人早0.08秒触壁。他游出了史上最快的一棒，赢得了一枚最不可能赢的金牌，让菲尔普斯单届奥运八枚金牌的可能性得以存在，也在体育史册上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雷扎克的队友脸上的喜悦与法国人脸上的震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奥林匹克，它再次成为电视上最棒的真人秀。
“那是一场寓意剧，”SI.com制作人泰德•基思（Ted Keith）对我们那一天都看到的一切做了最好的总结，“就在46.06秒内，雷扎克给体育界上了一课，年老与年轻的较量，永远不要言之过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应该看到最后。”
体育作为一种人生的缩影和隐喻，在奥运会上最显复杂，尤其当竞技体育已快被民族主义吞噬的时候。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土著族人凯茜•弗里曼在赢得400米冠军之后，就那样坐在边线上，而惊讶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千万人——都在等着看她要做什么。弗里曼对于澳洲政府给土著人的待遇所心存的愤怒众所周知。现在她会就此发表一番言论吗？她会拒绝接受金牌吗？还是会不唱国歌？
而弗里曼所做的，是站起来重跑了一圈，这一次她同时高举着澳大利亚国旗和土著族人的旗帜。这是政治和体育的一次伟大融合，也是奥林匹克观众所看到过的最感人一幕。我当时想到的是1968年在墨西哥城，美国著名跑手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奖台上低着头却高举着拳头的情景。如果说弗里曼是让人群欢乐，史密斯和卡洛斯就是让人群都沸腾了。他们所做的是一样的，在他们各自的时代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爱国主义。
“每届奥运会看起来都好像它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但是总有一些东西超越了它，”报道过五届奥运会的SI.com资深编辑里查德•戴思奇（Richard Deitsch）说，“而那‘超越了它’的东西融合了不同的种族、性别和经济阶层。或者说它将他们拉到了更广大的位置上。”
在雅典，隐藏在普拉卡区一条小街上的小酒馆里，戴思奇曾看着希腊篮球队将由2004年NBA全明星阵容组成的美国队逼到了极限。密密麻麻站在一台旧电视前的希腊人，欢呼的力量大到让戴思奇觉得屋顶都要塌了。而让他惊讶的是，他内心竟开始支持希腊队。他忽然不想那帮代表他自己国家的富豪们赢球。“那是我唯一一次有这种感觉，被引到了我祖国的对面，”他说，“这种感觉让我焦虑，直到我意识到，其实奥林匹克的意义就在于此。”
III
爱国主义就像是体育内在的血液。在9•11袭击之后，我们在体育场上盖满横幅，我们把比赛变成爱国主义仪式。9•11之后的那个周末没有任何大学橄榄球比赛或者职业运动，仿佛这个国家需要缓一口气，才能重新奋起。每个经历过那个日子的人都知道，生活永远不会回到9月10日那天了。在新的现实笼罩下，2001年的棒球世界大赛（World Series）成为史上最令人难忘的比赛之一，两个延长局加三次局末扳平，最后在第7场以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路易斯•冈萨雷斯一记满垒的高飞球绝杀结束。
《体育画报》资深记者汤姆•维尔杜奇（Tom Verducci）最深刻的记忆是报道当中的第3、第4和第5场。“归零地”上火焰未灭，那几个晚上的洋基球场弥漫着一种不安，球场周围的金属探测器、警犬、装扮成裁判员的特工和棚顶上的狙击手，忽然间，这变成了战时状态的棒球比赛，你不确定你所在的到底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还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几场比赛是袭击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公众聚集，如维尔杜奇所写的，当时的洋基球场“正是象征美国开始恢复过来的最好地方”。乔治•W•布什昂首挺胸（穿着防弹背心）走到投手坡上投出一球。人群深情地高唱《天佑美利坚》。那天晚上还有随后两晚的棒球比赛堪称壮丽：罗杰•克莱门斯的精彩表现，洋基队在两场比赛中用最后时刻的击球挽回败局。维尔杜奇记得，在第四场之后，洋基队队员“在球员停车场围成一团，就像小联盟比赛之后聚在冰雪皇后雪糕店的孩子一样。他们想要牢记那一刻。”就是在那一晚，洋基球场出现了那条横幅：MYSTIQUE & AURA APPEARING NIGHTLY（神秘光环，每晚出现）。
那一年12月的海陆军橄榄球赛，在感情上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更重要，同时又一点都不重要。它代表了一切，但在它结束的一刻（陆军队以26-17取胜）瞬即变得毫无意义，尤其当想到接下来这些球员将会面对的事情：他们将会和跟他们对赛的年轻人肩并肩接受紫心和银星勋章。两名海军学校的军人会在行动中死去。全力以赴对抗这些四年来你一直学会蔑视的对手——然后将一切都抛开，与这些“对手”一同并肩作战对抗共同的敌人，为着一个比你自己更重大的准则，这样一种想法是如此强烈，深深地代表了⋯⋯“我们”。就像内战后的南方和北方再次合并为一个国家，就像重建德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像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就像美国国徽上的“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和它所代表的一切：马斯河与阿尔贡之战、奥马哈海滩、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仁川登陆战、溪生战役。
就像9•11。
我记得一个爱训斥的阿姨曾经批评我对于费城49人队的钟爱，说体育就像“新的宗教”。新吗？在过去半个世纪，体育已然神圣，只要是在有景仰的地方，它就能带来信念、情感和慰藉。在所有的经典老棒球场办过演唱会的吉米•巴菲说：“古老的体育场和球馆就是我们的大教堂。”
重量级拳王比赛前的看台会阵阵轰动，奥运会男子百米枪响前的看台则是能听得见秒针走动的寂静。资深记者迈克尔•法贝尔（Michael Farber）在这两项比赛中找到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最原始的运动。它们有着最少的规则（没有所谓的以多打少，没有罚球，也没有什么一次进攻），并且它们可以追溯到我们第一次在原野上直立起来的那一天。
然后一切就像电影蒙太奇一样飞快跳接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百米短跑，本•约翰逊与卡尔•刘易斯。自从约翰逊在罗马赢得世界锦标赛冠军后，这场对决的热度已发酵超过一年。如果说体育界的短跑飞人就是芭蕾舞中的第一主角，那在这名加拿大人和这名美国人之间上演的，就理所当然是一幕《黑天鹅》。
法贝尔在媒体包厢里坐不住，他走到了跑道边上，就在85米标记的地方，选手跑到那里时，他可以看见约翰逊微微转过头去找刘易斯。法贝尔注意到当约翰逊看不见刘易斯时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约翰逊冲线之后一秒钟，记分板上的大钟显示9.79秒。从来没有人能跑这么快。
我们都知道之后几天发生了什么，但在那个周六的下午，对法贝尔来说，就算约翰逊嗑了火箭燃油也算不上什么，他记得当时自己在想：“那不仅对体育，而且对人类进化来说都是个非凡的时刻。”但后来约翰逊的类固醇药检呈阳性，成就了《体育画报》史上少有的损人封面标题：“BUSTED（被逮到了）”。对法贝尔来说，体育的根本永远是人类超越自我，测试身体的极限，有时候还有想象力的极限。“我们对待体育的纯真在那一天丢掉了，”在报道过16届奥运会之后的今天，他这样说道，“但看清楚一件事永远不会是坏事，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事实上，那就是我们的工作，尤其当体育里的一切一直都在演变。”
那个纪录如今落在了9.58秒，是由牙买加人尤塞恩•博尔特在2009年创造的。
当纪录被打破，瞬间就成为永恒。体育界的里程碑变成了对个人的启发。那些时刻在记忆中时隐时现，有些东西会永远留存。
1995年9月5日，当巴尔的摩金莺队三垒手小卡尔•雷普肯追平卢•盖里格的连续出场纪录时，资深编辑科斯蒂亚•肯尼迪（Kostya Kennedy）就在现场。之后那晚雷普肯破纪录时他也在，但触动他的是追平纪录的一晚。尽管他正在报道这场球，但他还是离开了媒体包厢站到卡姆登球场拥挤的人群中。在让纪录生效的第五局结束后，所有人都把头转向右边中外野的栏杆上方。那个赛季里金莺队一直在球场旁的铁路局大楼上悬挂旗幅，显示雷普肯的连续出场总数，并用聚光灯照射。第五局开始时，旗幅上显示的是2129。当新的旗幅打开时，后面两个数字换了：2130。
那是个匪夷所思的数字，一个在纪录册和球迷记忆中定格了近60年的数字。而这不仅意味着13年以来每周入选上场名单的雷普肯在数据上成就了一个奇异的纪录。（在他之前，没有人与盖里格的总场数差距在800场以内。）雷普肯的成就让人们再次回忆起了那个远去的英雄。盖里格的纪录是在他备受肌肉萎缩症摧残时中断的，这种神经元的疾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而此刻他的照片出现在了卡姆登球场的屏幕上。这个被铭刻的数字划出了一条线，连接起了棒球世界里一段久远的辉煌岁月。
肯尼迪忽然明白，是什么触动了他：“追忆另一个时代时所带来的力量提醒了我们，体育伴随着历史，又包含在历史中，它给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共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赋予了共同的语境。”
有些东西会永远留存。
资深记者格兰特•瓦尔（Grant Wahl）1999年在满座的玫瑰碗体育场报道女足世界杯决赛，当时美国女足国家队在点球决战中击败中国队，并在同一周登上了《体育画报》、《时代》和《新闻周刊》的封面：这是一整队先锋女性用个人表现诠释了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保护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条例）的精神。全美国有1800万观众观看一场女子英式足球比赛，男人们也穿起了米娅•哈姆的球衣。“看到那个胜利的时刻，你有一种感觉，一件非凡的事发生了，”瓦尔说道，“不仅女子体育从此不再一样，而且1999年那支队伍是在改变更广义的美国文化。”
对于特派记者梅里莎•塞古拉（Melissa Segura）来说，英式足球在美国从来都是郊区上层阶级的运动，少年队昂贵的巡回比赛费用，光鲜的恩宝装备，还有中场休息时给孩子切水果的那些不用帮忙赚钱养家的母亲。但2010年世界杯前一个月，塞古拉走访了得州纳科多奇斯市街头那些旅行居住车上的拉丁裔人。美国足球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中场大脑克林特•邓普西就在这地方长大，从小跟住在这些车上的拉美裔人学习脚法。塞古拉记得，邓普西那篇故事发表的那个星期，她还写了另一篇报道，关于极具争议性的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案在体育职业联盟中引起的反响，那项法案针对的正是像邓普西的足球师父们那样的人。
两周之后，这个议题微妙地渗透到了南非赛场上。美国国家队要与阿尔及利亚队打一场他们必须取胜才能出线的比赛。塞古拉打开电视机，看到她国家的球队展现了一种前种未有的面目：犹太墨西哥裔球员乔纳森•伯恩斯坦、泽西男孩迈克尔•布拉德利和尼日利亚裔奥古奇•奥涅乌在奏响《星条旗》（美国国歌）时把手放在了胸前。奥巴马政府已宣布计划用无人驾驶飞机监控南部边境，但从那里穿越的移民中就有美国队队员何塞•托雷斯和海格利斯•戈麦斯的亲戚。就在美国队看似在劫难逃的时候，门将蒂姆•霍华德把球发给了中场的加州人兰登•多诺万，他又把球传给了父母是海地人的乔西•阿尔蒂多尔，球再传给了邓普西，再传回给多诺万⋯⋯球进了！
当政客们还在华盛顿争论不休的时候，23名背景差异和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一样复杂多元的球员却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包容的美国可以是怎样的。“那是通过体育来隐喻政治，”塞古拉说，“这支球队从来没有提过任何关于移民或者包容的话题；他们只是在一起比赛，不问出处只看球技，就像杰斯•欧文斯和杰基•罗宾逊几十年前那样，他们让人们看到，如果我们把美国内部的差异看成是好处而不是障碍的话，我们还能比现在强大多少。”
IV
2000年，乔•沃特海姆（Jon Wertheim）作为年轻的特派记者负责报道美国代表队的奥运会拳击选拔赛。比赛耐人寻味地在康涅狄格州的快活林假日赌场进行。（“牌九、免费畅饮和即将举行的埃迪•玛尼演唱会，对‘业余’做了最好的诠释，”沃特海姆说。）一向勇敢的沃特海姆发现了一道后楼梯，从擂台连通到选手临时更衣室，这条秘密通道让他避开了凶狠的保安。在一场重量级淘汰赛后，他从楼梯溜下去，当他听到一阵哀恸的哭声时，顿时肾上腺素激增。他在扶手栏杆旁边探出头看见那个输掉比赛的重量级拳手（他的名字现在早已被忘记，这正说明了问题）正无可遏止地痛哭，那个雕塑般的身体一上一下地抽搐。血和汗仍在流淌，他蜷作一团，哀悼着一个刚刚被埋葬的梦想。另一名选手将会去悉尼冲击金牌。这个八尺硬汉独自在一个赌场后楼梯的黑暗角落里缩成一个泪涕横流的孩子，这个场面酸楚得让沃特海姆几乎无法忍受。“我们给胜利者写故事，让他们上电视，用金钱和名声堆着他们，还把他们的脸印在麦片包装盒上，”他说，“但这里就有一个震撼的场面，提醒我们竞技是一个非胜即负的游戏。尽管我们都爱胜利者，但体育也必然会制造出失败者。而这不正是人生最深刻的一课吗？”
1971年3月27日，维拉诺瓦的篮球队第一次出现在NCAA篮球的决赛上。野猫队面对的是28胜1负的四届卫冕冠军、当时拥有西德尼•韦克斯、库尔蒂斯•洛维、亨利•毕比和斯蒂文•帕特森的UCLA。带领维拉诺瓦的是霍华德•波特。野猫队大部分时间落后，在最后的几分钟两次将差距追近至3分。当他们以62比68落败时，很多人哭了，包括如今《体育画报》的首席记者里查德•德马克（Richard Demak），他并非来自费城，当时也没听说过维拉诺瓦队，比赛还是远在密歇根看电视直播。他当时九岁。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同情弱者，哪怕是九岁的小孩（特别是九岁的小孩）。
虽然输球，波特还是被评为当届比赛“最杰出球员”。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当波特被发现在大四学年中段就已经和ABA（美国篮球联盟，后与NBA合并）的匹兹堡秃鹰队签约时，他的奖项被搋夺了，而维拉诺瓦队在那届比赛上的所有胜利也被撤销。
然后，在那场决赛过去36年后的某一天，一名男子用“约翰•杜”的名字注册，被送进了明尼阿波利斯医院。他被殴打过，脸部浮肿变形，而医院里一名护士还是认出了他就是那个把她丈夫领回正道的人——缓刑监督官霍华德•波特。一个星期后，58岁的波特死去了。他从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的一所黑人高中去到维拉诺瓦大学再去到NBA，后来染上可卡因毒瘾，戒毒后成为咨询师然后又成了缓刑监督官。“我们做了一篇报道，发现波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伤害自己，但又帮助了很多人，”德马克说，“反正我们是那样报道的，但我猜你根本不知道这事。当我知道波特经历的高低起伏和救赎最终以他这样的死结束时，他再一次感动了我，在将近40年之后。”
V
托马斯•莱克（Thomas Lake）是《体育画报》最年轻的资深记者，而他在1989年只有九岁时就开始追随当时的大弱旅亚特兰大勇士队。他在本该睡觉的时间里躲在黑暗的卧室听收音机直播比赛，那台收音机就是他的生活，而他很确定他的那一部分人格是通过厄尔尼•约翰逊和斯奇普•卡雷的解说被塑造出来的。在勇士队接连不断的失败中，他学会了一种在绝望中渴求希望的心境。然后过了两年，勇士队真的开始赢球了。他们被点着了，约翰•斯莫尔茨醒过来了，史蒂夫•阿弗里冒起了，特里•宾德尔顿还在7月连续打出五个本垒打。随着亚特兰大每晚追赶道奇队，莱克的心也跟着怦怦直跳，赛季最后一周，他们彻底超过了道奇队。
像莱克这样的球迷那时候都没有电视机，于是他们从他祖父那里借了一台，在1991年的总冠军世界大赛上看到那一幕的发生。对于莱克来说，那一场对明尼苏达双城队的败仗明明就是一次错判。在第二场第三局，勇士队在他最喜欢的球员罗恩•甘特向左外野打出一记一垒打之后找到了挽回局面的机会。甘特本想要再跑一垒，但后来又跑回来，在球投过来之前赶到了一垒。双城队的一垒手肯特•赫贝克将他推挤出一垒，然后再使用了触杀，裁判员德鲁•柯伯尔判定甘特出局。莱特全家都对着电视机大叫，”莱克说，“勇士队以2比3输了那一场，以3比4输掉了大赛，而我一直都在想，如果肯特•赫贝克的侵犯被判罚的话结果会怎样。”
你听得见那回响吗？
九年后，莱克带着同样悲切的渴望在麻省温汉姆的戈登学院参加第三级篮球选拔。他花了整个夏天在山上跑步，穿特别的训练鞋做各种匪夷所思的锻炼来增强垂直弹跳力。他还差半寸就能干净利落地扣篮，有那么几天他的跳投也感觉信手拈来。但学校请来了新教练，这个人下决心要在一年内重建球队，这意味着他要从其他州带进来11个新生球员。于是，在选拔之后，在教练的办公室里一番让他极度痛苦的谈话之后，莱克把自己关在健身房浴室隔间里，尽可能不出声地啜泣。“在人生里没有什么抵得过当你付出了所有，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但仍然够不着的那种感受，”莱克说，“1991年的勇士队和我的选拔赛都是这样，所以如果在我写类似题材的时候会显露出一种同情的话，那也是有原因的。”
你现在听见了吗？
小孩很小的时候就会经常思考勇气和失败，而这两者都能在体育中学会。有时候最难的往往是那些最小的事情：一年级生会暗暗害怕随运动队出外过夜，因为他还在尿床；高中生会在摔跤队选拔第一天看着健身房镜子里的自己；又或者多年以后在床上醒来，他会一直深呼吸好几个小时，因为爬起来后他就要上飞机去阿富汗战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睿智地写道，当一个国家把学者和战士分得太清楚，它可能就会造成能思考的全是懦夫，会打仗的全是笨蛋。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运动员和体育迷分得太清楚又会怎样呢？如果你亲身参与过比赛，难道你不会更容易地被胜利的激越和失败的痛苦打动吗？体育迷不可能全都是运动家，但假如我们的孩子们都只想穿着球衣当看客，那会怎么样？
我们应该为此担心吗？
运动员的奔跑会留在孩子们的梦中，而孩子的父母所期望的，是他们能学习队友间的凝聚力，学习反败为胜的勇气，特别是37年来每周六在ABC电视台《体育大世界》（Wide World of Sports）上传递的那种胜利的激动。与此同时，父母们这样期望并不代表孩子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体验。换句话说，比赛级别越高，我们的报道能带来的激动就越是达不到这种期望。
小镇高中橄榄球队在周五晚上输球会特别令人痛苦，常常让球员们流泪；而NFL比赛之后的场面通常就是快乐的握手致意。NCAA“疯狂三月”（March Madness）那种赛后在木地板上哭泣的场面，你是不会在NBA上看到的，NBA对阵双方的球员会说他们的友谊比球队间的敌对更重要。职业化的成熟练达没有错，但如果你是个小孩，你可能会怀疑勒布朗到底有没有拼尽全力。
那些由前运动员转型的评论员怎样吹嘘自己的职业生涯都改变不了什么。如今无处不在的体育媒体在充斥了专家之后，在这些前运动员中间渐渐衍生出一种蔑视专业新闻学的文化，他们认为传统报道尖刻冷酷，花拳绣腿。他们说得容易，毕竟他们在运动生涯结束后就直接走进这一行，并且挣的钱要比那些所谓纸上谈兵的笨蛋多得多。记者凭什么总是说负面的呢？他们只不过是在拙劣地画葫芦罢了。
如果要说拙劣，NBA那些被宠坏的富豪球员和贪婪的老板们又该当何罪？21个星期的谈判。借用米基•曼特尔（Mickey Mantle，前职业棒球员）的话来说就是：“我不管你是谁，你听见那些嘘声了没。”
VI
还有什么小得过一场橄榄球比赛，还有什么大得过它⋯⋯
1982年加州那场“大赛事”（Big Game，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之间的传统橄榄球比赛），资深记者凯莉•安德森（Kelli Anderson）当时是个20岁的大三学生，作为斯坦福仪仗队的一员在球场经历了那场“演奏”。安德森永生难忘的不是那场演奏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后果，体育在理智的人身上激起了多么极端的情绪。
她在达阵区亲历了那场“演奏”的过程：比赛还剩4秒，斯坦福红衣主教队领先20比19，还是主教队开球，已经没有时间了。安德森跟着其他乐手走上场庆祝。（“喔呵！旅行去伯明翰看季后赛喽！”）突然乐手们开始往回跑，加州大学球员紧接着冲过来。斯坦福的长号手加里•泰瑞尔在达阵区被加州球员凯文•莫恩撞倒在地，加州大学以25比20取胜，这个结果至今备受争议，而当时安德森和很多人一样，都在问：“刚才是怎么回事？”约翰•艾尔维大步走过，一脸暴怒，他的最后一场大学比赛和冲击最佳球员奖的愿望全毁了。安德森记得看见一群斯坦福球迷（在纪念球场，看台与球场的距离触手可及），看到的不是迷惑，不是失望，而是愤怒——甚至是痛恨——对她和她的乐队的痛恨。一个球迷对着一个娇小的金发短笛手大骂脏话：“你他妈的让我们输球了！”
球场另一边，因为乐队这次所谓的捣乱而得益的加州球员则“向我们竖中指，”安德森说，“在巴士上我们多数人都脱下有乐队标记的帽子和外套，我们怀着恐惧回到斯坦福校区，但情况好不了多少。一个10岁小孩在停车场等着我们，就为了痛骂我们一顿。这不是什么狂热球迷会，除了面子和一次第二阶段季后赛的资格之外，这也不是一场有太多利益的比赛。但那种刻薄还是很深重。”
不管比赛刚结束的时候有多么过分的情绪，一些更美好的事情还是随着时间过去而发生了。莫恩和泰瑞尔因为在周年聚会中经常被说到一起而成为好朋友。“就连约翰•艾尔维也忘记了他的痛苦，终于可以笑对这件事了，”安德森说，“这只不过是花了他25年。”
说到体育，回顾往事时总是能带来最好的启示。在拉斯•安德森和父亲一起观看的那场佛罗里达对内布拉斯加的比赛过去30多年之后，他为了写春季橄榄球历史的报道，和鲍登教练在伯明翰吃午餐。采访最后，安德森说起他来自林肯市，教练的眼睛一下亮了。不需要提醒，他马上回忆起了30年前自己在内布拉斯加球迷的欢呼中走下场的那个日子。
“那一刻真是，”鲍登说着，脸上顿时咧嘴笑开了，“哇喔！”
然后这两个相隔两代人的男人，就那样对视着，直到鲍登再次开口说话。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崇高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 译 吴静 邵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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