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效农建议中超公司管中超 足管中心与足协分离

　　9日，中国足协在香河召开执委会，通过递补韦迪等3人担任副主席职务以及管办分离方案。10日，足协将把两项议程在中国足协全体会员特别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对于足协的管办分离方案，“中超之父”郎效农提出尖锐意见，他认为中国足球到了最危机的时刻，“希望足球管理者能以中国足球发展大业为重，抛弃官本位思想、小团体私利，以切实深化足球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来开拓光明未来。让足球管理回归足协体制、授权中超公司管理联赛，切莫丧失良机。”

　　执委会通过两项议程

　　9日，中国足协的会员代表从四面八方赶奔香河基地参加特别代表大会。足协率先召开了特别代表大会执委会，崔大林、容志行等委员参会。会议上，通过了提名韦迪、于洪臣、林晓华等11人担任足协副主席提议。足协向执委会提交了最终成稿的联赛管办分离方案，即集中国足协、二三十家会员协会、所有中超中甲俱乐部、中超公司、社会专家代表，成立在中国足协管理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统合管理中超中甲两级联赛；理事会从各界代表中选出1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理事会设立执行局做为常设办公机构，执行局再设若干分项管理的委员会，执行局也负责指导中超公司运作；足协将从纪律委员会、裁判委员会、医学委员会中派出工作组，参与执行局的相关工作；中超公司除负责自身人员编制和运作费用外，还将额外承担理事会工作人员的编制、工资及理事会的相关费用。

　　对于此方案，部分执委也提出了个人意见，最终方案将在10日的特别代表大会上进行表决。

　　足球管理须回归足协体制

　　在足协公布的中国足球管办分离方案对于足管中心与足协的划分中，又暂时搁置了“小中心、大协会”方案。

　　对此，郎效农非常不认同，“现在的足协早已徒有虚名，实质上被在体育法上既无地位也无授权的足管中心取而代之。足管中心实质上拥有全面管理中国足球和足协行政权利和职能。这样的管理、决策机制，失去了代表性、科学性，有悖于法制化、民主化进程。抑制了会员协会和社会足球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使其决策失误连连。更为严重的是，行政权力过分集中，使一些人无所不管，为权力寻租和滋生腐败提供了土壤。”郎效农建议足管中心与足协彻底分离，“中国足球要扭转目前极其被动的局面，首要之举就是回归协会体制的管理。健全中国足协组织，全面落实和履行决策和管理中国足球的职能。足管中心经精简改编回归体育总局，承担总局对中国足球指导、监督、协调、服务具体职能。”

　　中超公司应全管中超联赛

　　对于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方案，郎效农认为该方案给人的第一个感觉是“是在足协内部设置的又一个小足协，甚至比足协还繁琐复杂，看不出任何所谓‘管办分离’的影子。”郎效农指出几点问题，“第一，理事会成员复杂，分不清究竟谁是联赛参与主体和足球市场主体；第二，如此‘强大’的理事会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主；第三，理事会机构设置更庞杂、叠床架屋层次繁琐，决策、执行可能都会更加复杂；第四，一个不具法人地位、也无行政所属的‘理事会’，却要指导企业法人的中超公司运作，还要中超公司给理事会工作人员列编和发放工资、承担庞杂的理事会一切开销有悖公司法、违反国家财务制度，也给中超公司和做为股东的中超俱乐部带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

　　郎效农认为，完全可以将职业联赛管理权交给中超公司，“中超联赛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成员简单、主体突出、股权清晰、责权明确、组织简明、运作流畅、成本低廉，完全可以承担联赛管理职能。”（特约记者孙永军）【相关链接】

　　中国足球的那些“重大会议”

　　1992年，中国足协的“红山口会议”，被视为是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将把足球改革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明了将进行联赛职业化改革。

　　1993年的大连棒棰岛会议，是“红山口会议”的延续。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1994年的甲A联赛将正式成为职业联赛。联赛与国际接轨，允许引进外援和外教，联赛实行主客场赛制。同时在会议上还讨论和修改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提出国家队在1998年打进世界杯，2002年世界杯进入16强。

　　1994年11月，在职业联赛第一个赛季结束后，中国足协工作会议上，确定了联赛的球员转会制度，职业联赛得到进一步规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甲A的火爆。

　　2001年，刚刚上任的阎世铎在深圳召开足协工作会议，提出了“只升不降”、“只降不升”、“又升又降”的职业联赛三步走休克疗法，同时第一次提出了甲A联赛升级为“中超联赛”的规划。

　　2002年，天津塘沽足协工作会议，第一次确定联赛取消升降级，全面为国足征战世界杯让路，职业联赛开始进入低潮。

　　2003年，第二次足代会举行，同时提出《中国足球十年规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关于职业联赛的一系列指标。但截至2012年，除了中超达到16支球队的指标外，其余关于中甲、中乙以及业余联赛、足协杯等所有指标，无一实现。

　　2004年，中超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职业联赛进入“中超时代”。但当年就发生了G7革命，在年底的又一次中国足协会议上，虽然成功化解了G7革命，但阎世铎再次宣布取消升降级，让之前的“中超蓝图”化为泡影。

　　2005年2月，召开中国足协特别代表大会，又一次突出“五年规划、十年纲要”，其中主要针对2008年的奥运足球与世界杯预选赛，提出“女足进前四、男足进前八、国家队出线”等一系列目标。但最终国奥小组出局，女足止步8强，国足甚至连亚洲区十强赛都未能闯入，中国足协再造笑柄。（来源：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