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达尔自传》：家人团队为我筑起一道保护墙

　　比赛就要开始了，我从更衣室的椅子上站起来，准备热身。托尼（叔叔）就站在边上，看着我，不太说话。我不知道这时候费德勒有没有朝我看，但我清楚，他在赛前的更衣室里不会像我这么忙。

　　托尼向我做了个手势示意，等我摘下耳机，他告诉我因为下雨比赛要推迟了，不过他们觉得推迟的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对此我早有准备，所以很镇定。对费德勒和我来说，雨水对比赛的影响是一样的。

　　托尼凑到近身处对我说：“不要打乱计划，做你该做的事。”是的，在那一时刻我知道该怎么做。 重新坐下来，调整一下头上的发带，听音乐，静静等待雨水过去。直到一位赛事工作人员走进更衣室，通知比赛即将开始。

　　我的球包将由一位赛场工作人员帮忙提着，然后摆到我的那张休息椅上。这是温布尔登决赛日传统中的一部分，别的地方从没有这样的规矩。我不喜欢这一条，它有点坏我的规矩。

　　我把球包递给那位负责提包的工作人员，不过留了一把拍子拿在手上。我牢牢地握着球拍，走在从更衣室通往中央球场的走廊里，两旁是历届温网冠军手捧奖杯的留影。向下走了几级台阶，再向左拐，投入到了英国7月凉爽的气氛中，踏上了那片神奇的草地球场。

　　我坐到椅子上，拿起一瓶水小口喝起来。然后，开了第二瓶。每场比赛前和赛间休息时，我都会重复这么做，直到比赛结束。这瓶喝一口，那瓶喝一口，然后把两瓶水放到脚边上，就在左脚边，一瓶在前一瓶在后地挨着。有人说这是一种迷信，但我不觉得。如果只是迷信的话，为什么无论输赢，我还在一场接一场地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呢？这是让我投入到比赛的一种方式。

　　费德勒和当值主裁站在了球网前，他们在为掷币做准备。我也站到了球网前，上下微微跳动着热身，而费德勒只是站定在哪儿，看起来总比我放松得多，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

　　抬起头，向看台望去，在中央球场坐得满满当当的看台上找寻我的家人，然后把他们的位置牢记在脑子里——这是我在比赛开始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在我左手边看台的远端，爸爸、妈妈和托尼叔叔坐在那里；而在他们的斜对角，在我的右后方，我的姐姐、祖父母还有教父母（他们也是我的叔叔和婶婶）坐在那个方位的看台上。

　　比赛时，我不会让家人的存在打扰到思路——我甚至不会在比赛过程中向他们微笑——但我知道他们总是坐在那里，这能让我心境平和。比赛时，我会在自己四周砌起一道“墙”，而我的家人砌墙时需要用到粘合剂。

　　我还会在人群中搜寻团队人员，那些我请的专家们。坐在我父母和托尼身边的是卡洛斯·科斯塔，我的经纪人和好朋友；本尼托·佩雷兹·巴巴迪洛，我的公关负责人；乔迪·罗伯特——我喜欢叫他Tuts——他是我耐克事务的负责人；Titin（私人理疗师），他熟悉我的一切，就像是我的兄弟。

　　透过心里的那双眼睛，我还能看见我的女朋友、玛利亚·弗朗西斯卡，我叫她玛丽，她会在马纳格看这场比赛的电视直播。

　　家人和专业团队成员（这些人其实也是我的家人），他们以我为中心，围聚在我身边。他们为我创造条件，他们信任我，让我有机会去实践自己的天赋。拥有他们在身边，我是如此幸运，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情况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