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 陶冶 4月12日报道)北京体育馆西路一处很不起眼的小旅馆,这就是汪成荣和孙英杰夫妇下榻的地方,尽管房间狭小不到10平米,不过汪成荣并不在意,他甚至还跟记者开玩笑,能找到这家旅馆全凭自己的运气。这是昨天晚上汪成荣夫妇花了将近1小时才找到的地方,据汪成荣所说,他从天坛东门地铁站出来几乎找遍了体育总局附近的大小酒店,只有这家旅馆还有空房,“在我后面来的客人都没房可住了,我赶上了最后一间,希望这是个好兆头。”汪成荣自嘲。
汪成荣夫妇来北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总局给自己讨个说法。从去年12月28日起,汪成荣因为拒交中残联发给他的149.91万元奖金,被青海省体工一大队停职停薪,到目前为止事件已经过去3个多月,汪成荣一只没有得到任何说法,他曾经与体工队队长杨海宁联系,不过对方拒绝继续交涉,他又给青海省体育局领导致电,再次被推诿踢皮球。万般无奈之下,汪成荣只得来北京,希望能够得到国家体育总局方面的帮助,他的诉求有三点:一、恢复公职、补发3个月工资;二、明确奖金归属;三、恢复公职后,青海体工队需给出官方说明。
昨晚在酒店住下之后,汪成荣拖着有些疲惫的身子依然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当时他一度有些理不清头绪,不清楚第二天自己该如何去改变命运,甚至被记者问到如何审慎安排第二天的行程他也有些思维混乱,显然对于能否讨到说法他的信心并不太足。“不仅我本人,整个中国体育界以前都没有出现过类似我这种情况。”汪成荣忧心忡忡。
不过经过一晚的休息之后,汪成荣迅速摆脱了焦虑的情绪,度过了极为充实并且逻辑顺序清晰的一天。上午起床之后,汪成荣整理好厚厚一摞证明材料以及红头文件,然后花了点时间写了一份申诉文书,全文大概500多字,内容为整起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自己的诉求。中午时分,他和妻子孙英杰前往崇文门附近,和一位早已联系好的律师交谈了1小时左右,咨询走法律程序的相关事宜,这位律师是他以前队友介绍的,汪成荣认为如果总局如果帮不了自己,势必要走上法庭。下午,汪成荣想在酒店休息一下再去总局信访办递交申诉材料,不过接连不断的电话让他几乎片刻不得停歇,来电都是媒体记者询问维权进展的,也有记者希望能够陪同汪成荣一起去上访,不过被他婉拒了,汪成荣觉得毕竟自己是去办正事,弄一堆人去太不严肃,同时也不想给信访办的人留下不好印象。
下午不到3点,汪成荣和孙英杰拿好材料走出酒店,步行前往总局信访办,这段路不到300米,不过两人走得异常缓慢,中途汪成荣不停在接着电话,说话时流露着一丝犹豫和忐忑。
汪成荣在总局信访办办公室呆了才10分钟左右就出来了,短暂到几乎没有什么可交流的。对于上访的过程,汪成荣的描述如下:“信访办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要来,我猜可能是这两天媒体的报道他们也看到了,早就有所准备。那儿的工作人员还是非常热情接待了我们,和我们简单聊了一会,收了我们递交的材料,然后给我们留了一个座机号码,让我们明后天给他们打电话问问情况。”
其实可以将信访办理解为传达室,负责收发上访材料,汪成荣对今天的这趟行程并没有报太大希望。实际上对于整个北京之行,汪成荣也并不自信,有媒体曾报道汪成荣想找田管中心帮忙,不过今天汪成荣表示自己和妻子孙英杰并没有去找过田管中心领导,“毕竟这件事跟田管中心没有关系,应该是属于体育局系统的事,所以还是得通过总局。”汪成荣说。
从信访办出来之后,汪成荣和妻子乘坐地铁,从北京城东部的体育总局到西部的古城,他们在北京买的房子就坐落于此,这次过来是为了处理房屋出租的事宜。直到晚上8点半左右,两人才重新回到酒店,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不停歇的接听媒体的电话。“我在北京也呆不久,信访办让我们明后天打电话,我准备明天下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然后就回沈阳了,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汪成荣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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