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护照"或成兴奋剂终结者 曾逼退阿姆斯特朗

　　早报记者 朱轶

　　亚特兰大奥运会自行车亚军，丹麦人瑟伦森昨日承认自己曾在上世纪90年代“定期使用EPO（促红细胞生成素）”，他和阿姆斯特朗的解释一样——那时候所有人都这样。如今那些服用禁药的运动员或许没有那么幸运，因为除了道德审判外，运动员生物护照（Athlete Biological Passport，英文缩写为ABP，以下简称生物护照）成了反兴奋剂利器。3月14日，国际田联宣布，已经有19名运动员由于生物护照系统检测出违规而接受处罚，还有17个案子尚在调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单项体育组织使用生物护照，将让更多体坛的欺诈者无所遁形。

　　生物护照逼退“车王”

　　从1960年罗马奥运会有运动员因服用过量苯丙胺致死后，兴奋剂的阴影就从未远离竞技运动。

　　很大程度上，现代兴奋剂的发展得益于生理医学、生物化学乃至分子生物学等技术的研究推广。红细胞的生成素EPO，本是早期最成功的基因工程重组药物之一，却成为比赛场上臭名昭著的违禁药物；本是帮助侏儒症患者的人类生长激素HGH，却成为滥用严重却又很难检测的兴奋剂之一……

　　在阿姆斯特朗夺得环法七冠王的那个年代里，禁药始终是自行车运动无法回避的丑闻。层出不穷的禁药丑闻，和越来越多的自行车明星落网一度让自行车运动备受打击，收视率萎缩、关注度急速下滑，甚至赞助商也纷纷回避。

　　为了涤清自行车运动，国际自行车联盟在筹划三年后，于2007年开始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合作，尝试建立运动员生物护照。

　　事实上，一度有很多车手和自行车队反对生物护照，这包括当时的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这位环法英雄当时的理由就是生物护照只能通过不正常的血样数据波动怀疑运动员服药，而不像药检有确切的证据。

　　一些禁药物质在较短时间内可以代谢干净，传统的检查手段如尿检无法查出，而禁药物质对人体的影响和作用会持续较长时间，这体现在人体的某些生理指标会发生波动。这时候，生物护照就能敏锐嗅到这种变化。

　　“研究人员认识到，与其将上述血液测量值与基于总人口的宽泛阈值相比较，不如利用运动员本人不同时段的测量值作为对照，寻找其中的异常起伏变化。”著名的《自然》杂志曾经如此解读过生物护照对兴奋剂的威慑力，而它能长期跟踪记录运动员的9项血液特征，对数据曲线图是否存在异常做出评估。

　　在国际自行车联盟2008年正式推出生物护照前，自行车运动员滥用EPO已然成风。阿姆斯特朗也直言自己一度并不惧怕所谓的尿检和血检，“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太多的赛外药检，他们不会像现在一样到你的家里进行检查，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进行临时的抽检，因此我不会担心被抓住，因为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处理掉服药证据。我知道你们觉得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就是安排的问题，我们有太多的漏洞可钻。”不过，随着生物护照的应用，以及它对EPO的极度敏感，阿姆斯特朗即便在2009年复出后也不敢轻易使用禁药。“如果自行车运动提早五年使用生物护照，或许这项运动不会出现这么多丑闻，而阿姆斯特朗也不会长久逍遥法外。”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主席泰格特也认为，生物护照如今让更多服药运动员原形毕露。

　　曾因成本和法律界定受疑

　　在国际自行车联盟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共同推出生物护照伊始，也遭受了不少生物专家和反兴奋剂专家的质疑。因为要实行系统的“生物护照”，就意味着几乎每个运动员都将采集数个血液样本。

　　以2008年环法比赛前，国际自行车联盟收集的血液样本为例。他们为700名车手每人采集6份血液样本，并针对这4200份血样进行分析。整个2008赛季，国际自行车联盟的赛时血样总采集高达8400次，非赛时的血样采集也多达7000次。

　　由于血样采集地的海拔高度等因素会影响血样数据，因此为了在正确的条件下进行这些采集和测试，国际自行车联盟不得不掌握每一名车手的具体行踪和训练时间安排。此外，他们还不得不寻找和聘请生物、医疗方面的专家，在全世界到处跟踪和检测每一位车手。为此，在2008年，国际自行车联盟就聘请了7名专家组成生物护照评估小组。

　　当时的环法赛事主管普吕多姆和几名专家也都质疑生物护照究竟能否发挥作用，他们在《队报》上公开表达疑问，“要实行生物护照，需要多少配套措施、多么大的工作量？需要多么浩大的资金开支？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能否达到‘净化自行车赛场’的目标？”

　　由于要构成系统，配套工作繁多，生物护照的成本相当昂贵，国际自行车联盟2008年涉及的生物护照的费用就高达600万欧元，比一年前的反兴奋剂预算整整提高了500万欧元。正因如此，即便伦敦奥运会也只在部分兴奋剂多发的重点项目中使用，当时受“生物护照”监控的将是自行车、皮划艇、田径和铁人三项四个项目。

　　生物护照很快就展示了它面对禁药锋利的一面。2009年7月，德国速度滑冰名将、五枚奥运金牌得主克·佩希施泰因就因其血样在一系列生物护照的检测中呈反常态值，尤其是在2月世界锦标赛时的数据异常，因此被禁赛两年。然而，也曾有运动员辩护律师认为它只能判定运动员的血液指标存在异常变化。

　　2009年3月，两位意大利车手佩里佐蒂和考乔里不满生物护照的检测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最终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认为，“运动员生物护照可被视为一种间接性兴奋剂检测的有效手段。”由此，生物护照获得了法律角度的认可，并由此开始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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