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拳师：师徒三代昔日拳王 见证沪上百年荣辱

　　82岁余吉利：拳击成就了我，拳击也伤害了我

　　去年伦敦奥运会，邹市明卫冕拳击冠军令人欢欣鼓舞，之后关于其归属问题却一度引起网上热议，究其原因，就是贵州拳击队的邹市明长年由上海和贵州联合培养，金牌有一半计入上海账下，这是上海不拘一格育人才结出的硕果，但同样也折射出上海本土拳击人才凋零的现实。

　　上海人不擅长拳击运动吗？事实上，时光倒流，曾经的上海滩恰恰是中国拳击运动的发源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块英雄地诞生了很多优秀的拳击手，解放前他们在擂台上打过洋人；解放后，他们通过义赛为国家抗美援朝捐飞机；而在全国比赛中他们更为上海摘金夺银……岁月荏苒，这些曾经的拳台骄子已经渐渐为人淡忘，如今他们有的已然过世，健在的也是耄耋之年，但那段泛黄的记忆永远是上海体育无法抹去的经典。

　　从给外国人当陪练开始

　　位于上海川沙的一片小区中住着一位82岁的老人，他叫余吉利，邻里们习惯叫他“一百零”，因为老人身体健康，大家都笑称老人可以活到一百零几岁，但关于老人曾经的辉煌，则少有人知。出生于1930年的余吉利，少年时代在老上海的霞飞路霞飞坊生活，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淮海坊，按照老人的话说，“当时那里属于法租界，一般人住不进的，因为我父亲在一家比利时房产公司就职，所以一家子才能住到这块外国人聚居地。”余吉利的伯伯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因为膝下无子，认余吉利为干儿子，可以说，孩提时代的余吉利多多少少受到了西洋文化的影响。

　　十几岁的余吉利生性顽皮，是远近闻名的“小捣蛋”，为此父亲没少打过他，但倔强的余吉利从来不哭，回忆起来，老人说：“当时衣服都被打破了，但我不能哭，要不楼下孩子听到了，回头会取笑我，‘余吉利，又被爸爸打了吧？’”所幸当时余吉利认识了住在附近冶金坊的黄晓阳，黄晓阳年长余吉利五六岁，是大同大学外语系的，在西侨青年会教打拳，余吉利多余的精力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地方。

　　“我是没有多余的钱去学拳的，他（黄晓阳）父亲是牙医，他自己外语又好，经常和那些外国人玩在一起，我就跟着他了。”时至今日，余吉利依然感谢黄晓阳，家中还保留着一张黄晓阳有些泛黄的照片，“他后来去了美国，早些年就死了。”说到这里，一向粗线条的余吉利感慨不已，眼眸中一片黯然。

　　说起来，余吉利没有什么真正的教练，主要是为外国人当陪练，但天赋异禀的他进步很快，当时青年会每隔两周会举行一次内部邀请赛，参赛的有西侨青年会、法国总会、俄罗斯总会、犹太总会的一些拳手，余吉利在比赛中表现优异，“当时都没有奖金的，但有奖品，比如一柄银质的调羹、一块皮带头。”这对于年少的余吉利已经非常满足，随着年龄增长，余吉利的脚步跨出了青年会，他开始在著名的大世界（位于今天西藏南路、延安东路）打拳。

　　“一场比赛下来，赚的奖金可以让我买几件衬衣了，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我都没输过。”老人回忆起那段往事颇有些美滋滋的，余吉利家里谈不上富裕，打拳成为了他很重要的经济来源，但余吉利也打过没有奖金的比赛，“1949年解放，接下来就抗美援朝，当时我们这批拳手都去参加表演赛，对手还是一些外国人，比赛的门票收入都用来捐飞机了，外国选手是有奖金的，我们怎么好拿钱，为国家嘛。”

　　因为想打拳入狱16年

　　1951年余吉利取得了上海市次中量级拳击冠军，因为打了一手好拳，很快军队就来要人，次年已经入伍的余吉利又代表解放军队获得了全国次中量级冠军，军衔也升到了连长，直到1956年复员，余吉利很顺利地去了曹杨二中担任体育老师，之后辗转至甘泉中学，那已是1961年的事了。“拳击成就了我，拳击也伤害了我。”这是老人现在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因为1958年拳击比赛中出现拳手死亡事件，很快拳击运动在全国被禁，这让余吉利又按捺不住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才30多岁，还能打拳，当时我一个人要养一大家子，学校的工资肯定不够呀，而且香港那边也邀请我去打职业比赛，我就想去了，能赚些外快，让家里人的生活好过一点。”

　　抱着这样简单的念头，余吉利利用学校假期跑去广州，然而1962年，当广州人口大批向香港迁徙时就已经收紧了政策，当余吉利来到广州时，新政策已出，迁徙香港将被列为罪行。再想去，就只能从罗湖口岸偷渡，身在广州的余吉利只好伺机等候，也想拉人结伴一起去，不承想走漏了风声，余吉利还没行动就被抓回了上海。在上海关了4个月后，他又被送到白茅岭监狱劳教，这一呆就是16年。

　　“过去的我天不怕地不怕，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的胆子小得不得了。”说到这里，老人一脸的心有余悸，那段艰难岁月，余吉利经历了离婚、丧母，这是他很难面对的事情，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让他避无可避。出事后余吉利就劝妻子，“我要倒霉的，你再嫁个人家吧，跟着我没有好结果，反革命家属会受牵连，孩子你要带就带，不带就给我母亲。”余吉利的妻子后来带着女儿嫁到了美国，而余吉利至今还是孑然一身，两个女儿每年还会回上海一趟探望父亲，“大女儿一次，小女儿一次，一年两次，蛮好了。”余吉利说起来乐呵呵的。

　　为了打拳，余吉利身陷囹圄，但同样也是拳击让他重获自由，1979年趁着回上海为母亲奔丧的机会，从不求人的他请求组织让他在上海多呆一周，随后他寄信去青岛，想去教拳击，“当时只要有单位接收，我就可以结束劳教，但我不敢和人家说我在改造，否则肯定不会要我的。”最终青岛方面接收了余吉利，之后余吉利回到上海，继续在学校担任老师，唯一不同的是他没有编制，并非正式的老师，只能辗转各校代课，直到70岁，没有编制的余吉利不被允许继续代课，但又拿不到退休金，已经年迈的他不得已为退休金四处奔波……直到前几年，老人才得以平反，武装部开始给老人发放生活费。

　　拳套成家里最珍贵物件

　　“还得感谢一起劳教时的朋友，一个复旦大学的李教授当时经常被人欺负，具体名字我记不太清楚了，年纪大了，总是会忘事，有时候过两天就想起来了。”在自己两居室的房子里，余吉利努力在和笔者回忆，“监狱里总有老犯人欺负新人的事情，我看不得以强凌弱，就打抱不平，这位李教授后来写了一些回忆录，恰好被他在国外做媒体的学生看到，里面有关于我的故事，就发表了，然后凤凰卫视也采访我，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我才平反。”

　　余吉利觉得自己太冤枉，“我不偷不抢，就被抓了去，（平反前）那段日子真的苦，没有生活来源，我完全靠女儿从美国寄钱回来。”余吉利现在在川沙居住的房子也是女儿的，他自言是为女儿看家，平日里老人不爱与人交际，最多是有朋友来家里搓搓麻将，“我自己不怎么会打，主要看朋友们玩玩，热闹点。”因为没有人打扫，老人的屋子里略显凌乱，但在墙角赫然放着一对哑铃，居然被擦得一尘不染，笔者掂了掂，颇有分量，“现在这个年龄，拳是不打了，但每天我还用哑铃锻炼，有20斤吧。”

　　余吉利不抽烟不喝酒，几十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之年轻时长期锻炼，身板依然结实，由于没有老伴，之前老人养了一条京巴狗做伴，养了7年，前些年也病死了，如今家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当年用过的一些拳击护具，“不打拳了，这些东西也早就没用了，朋友说破破烂烂的，扔了吧，我舍不得……”说着老人翻出这些承载着自己珍贵记忆的物件：一双拳套，时间久远，红色的皮革上已经泛白；一个装沙的帆布袋，因为长期不用，叠成了一小块；几个老旧的牙套也已经变形……

　　采访结束前，老人要求记者为他拍张照片——一张穿着西装的正装照，“年纪大了，以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拍，拍一张，留个纪念吧。”镜头前，余吉利站在屋中间，眼神深邃，显然，与笔者的交谈勾起了他太多的回忆，有辉煌、有痛苦，重新咀嚼，老人的思绪不禁坠入记忆的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