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全世界可能不会再有第二个这样非常奇怪的运动会：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发出去了很多金牌（奥运会金牌带入全运会计算并折算为两枚全运会金牌）。每块金牌的计算方法也有很大差别，比如马上将要开始的辽宁全运会，以篮球为例，首先男女都分成年组和青年组，账面上这就是4枚金牌，其次，冠军要算3枚金牌，亚军两枚金牌，第三名算1枚金牌，第四名算3枚银牌，算到第九名，也还有1枚铜牌。”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在谈到即将开始的全运会时告诉记者，“我们不妨作个预测，如果国家体育总局只是用金牌数量来推动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那么不久的将来，单项世锦赛的金牌也将算入全运会，那时候中国的竞技体育，就完完全全成为金牌体育了。”
第十二届全运会本月底在辽宁开幕，各省市代表队运动员已基本处于封闭集训状态，而在此期间还在完成国家队比赛任务的运动员，也不得不在心里盘算：是毫无保留地为国争光，还是有所保留，等到全运会再拼尽全力？
答案似乎明摆着——多数运动员更愿意将好的状态投入全运会赛场：上周，国青队在“潍坊杯”邀请赛上一败再败，主教练黎兵解释为“阵容不整”，“95年龄段的很多人要打全运会，再加上这是邀请赛，所以地方上都不放人”；同时间在菲律宾进行的男篮亚锦赛，也有球迷对某几位“出工不出力”的国手表示不满，而这些反常现象，无不与全运会紧密相连。
“其实，全运会的奖金根本就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多，一届全运会下来，收入能超过50万元的运动员没有几个，有的省市确实有奖励住房的政策，但那也应该是运动员应得的福利，可能得了全运会冠军，所分房子的位置会好一些，面积会大一些。但绝大多数得了全运会金牌的运动员，收入也就是20万元左右。”一位全运会冠军告诉记者。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等基层体育工作者而言，全运会绝非可以“一步登天”或“一劳永逸”的投机平台，“一枚全运金牌可以吃一辈子”的观念多为外界误读，真正能从金牌榜上得到巨大收益的，当属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人”们。
“我们国家的体育是行政体育，省市体育局的办公经费都是财政拨款，换句话说，是各省的纳税人养着各省的运动员，体育局需要金牌来向上级行政领导和纳税人交差。”卢元镇说，“省市财政投了钱，是要回报的，巨大的投入换不回金牌，体育局长的工作报告就不好做了，这是国家奥运战略和地方全运战略的主要矛盾所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很多地方体育局眼里，全运会的重要性超过奥运会，所以全运会年国字号体育队成绩不佳的现象才会普遍存在。”
上届全运会东道主山东队总共获得63枚金牌（其中12枚来自北京奥运会的折算），而在伦敦奥运会上，山东籍运动员更有8人次获得7枚金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则，这7枚奥运金牌将为山东队换来11.5枚全运会金牌，这也让一心想在全运金牌榜上超越山东的辽宁备感压力。
但正是“唯金牌论”，使得中国体育的教育功能几乎误入歧途：伦敦奥运会上羽毛球教练李永波“没有金牌什么都不是，有了金牌什么都不怕”的思想，正是前车之鉴，而中国高水平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也断无“唯金牌论”的道理。
据记者了解，全运会创办之初（1959年）目标明确，“为奥运战略服务，选拔优秀体育人才”，但两届在奥运年前一年安排的全运会让运动员消耗极大（1983年全运会和1987年全运会），反而影响了他们在奥运会上的发挥——自1988年“兵败汉城”后，全运会固定在奥运会第二年举行，这意味着全运会不再担负“为奥运战略选拔人才”的任务，反而是奥运金牌选手们荣归故里为地方体育系统征战全运。
“全运会绝不应该是一个体育系统内部自娱自乐的运动会，所谓体育系统本来就不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体育是和我国14亿人息息相关的事情。”卢元镇说，“只有体育行政部门意识到割裂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的巨大危害，把工作重心转向群众体育，所谓的全运乱象才会得到扭转。”
本报北京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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