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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世界拳王，只要中国说放开，我也能培养出奥运冠军，且周期会缩短几年，”刘刚说。他的人脉广，路子硬，有推广职业拳赛和拳手的能力和经验，很多人为寻求大赛平台而来找他。
和熊朝忠怀揣1800元来昆明一样，当年刘刚闯荡澳洲也颇有破釜沉舟的劲头，一张单程机票外加300美金。
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时，刘刚认识了澳大利亚拳击国家队的一位教练，在他的推荐下，刘刚进了澳洲的一家拳击俱乐部。300美金只够支撑一个月的生活，他去唐人街一家华人餐馆当洗碗工，每天早上跑步晨练，然后换好衣服去餐厅刷盘子，下班后坐火车去训练馆练拳，训练结束后再赶回餐厅……
心理落差巨大，“在国内，我是国家队的，‘熊猫’级待遇，衣食住行都有人安排；在国外，我什么都不是，一切从零开始。”
这让他体会到了奋斗的乐趣，“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逆境，才能催人成长。”
寻梦初期的道路总是艰难的。如今的众威拳馆里，能找到许多刘刚或熊朝忠年轻时的影子。
白阿福，19岁，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因喜爱拳击，2012年从家里拿了1600元来到昆明，交了1200元训练年费，身上仅剩400元，他、杨东和另一位拳手合租了房子，房租平摊下来每人100块。练了两个月后，生活无法维系，他跟随亲戚去新疆库尔勒摘棉花，每天早晨5点起床，一直摘到晚上11点。多劳多得，阿福不午休，一天摘上100公斤，两个月后，他赚了八千多元，返回昆明。
生活依然艰辛，阿福的鞋是从夜市上花20元买的，灰色穿成了黑色。一天只吃两顿饭，仅买些酸菜、红豆和豆腐。父母在家靠卖烤烟、土豆等为生，两个哥哥轮流每月给他寄500元生活费。老家的人劝他找个正经工作，娶个老婆，安心养家，他不甘心，“他们没了梦想。我想成为优秀的职业拳击手，去挑战更好的拳手，也能接受高手的挑战。我渴望举起金腰带，那种感觉太强烈了。”
俱乐部里，白阿福被公认为是最刻苦的，每天第一个到拳馆，自觉安排好训练内容，3个小时内专注始终，旁若无人，“我这辈子只干一件事情——拳击。”
他当过酒吧夜场保安，本和队长谈好，晚上7点去上班，几天后队长改口，要求随喊随到，并让他教人打拳，他觉得不妥，辞了工作。
好友杨东在练拳之余去昆明市区的一家火锅店做服务员，月薪600元，有时因训练迟到，老板还会克扣工钱。问及他的目标，亦是“成为职业拳手。”
阿福希望2014年能打上职业拳赛，“我们要听刘刚老师的安排。目前先把基础打好，变得更强。”
“他肯练，目标明确，早晚会出成绩的。我早晨6点多去东三环附近跑山，他已经下来了。能不能成为世界拳王不好说，但将来打上职业比赛不成问题，”王兴华说。
曾当过两年兵的王兴华退伍后做过手机生意，因不善理财，赔了买卖。他在健身房里接触到拳击，由衷地喜欢，上网查到了众威俱乐部，“想了一个月”，从家乡黑龙江鹤岗坐火车到了昆明。
反应、速度都还不错，练了一段时间后，朋友将他推荐到了河北省队。无奈那年他已经23岁了，对于要抓成绩的专业队来说没有大的培养价值。一年后，自感前途渺茫的他主动退出。
“专业队里看不到像白阿福这样卖命练的，那里的拳手都是听教练的安排，教什么，做什么，没有激情，”王兴华指出，“专业队拳击太着急要成绩了，训练重点全放在‘抓点’上，而职业拳击讲究KO和力量。教练们为了得点而去研究技术，有时一项技术一练就是半年，他们不会花心思研究拳手怎样发展才能更好。到了比赛，迫于对手压力，平时研究的东西很少能用出来。”
省队里包食宿，每月还发几百块的生活费，但是这种大锅饭式的教学方式，强迫、填鸭式的训练理念，让王兴华厌倦，他的拳击兴趣快被磨没了。他回到了昆明众威，并找了份商场保安的工作，“路上蹬着自行车时还犯困，一进拳馆，人就精神了。我问自己，天天这么辛苦为了什么？为了要打比赛，出成绩，赚钱。”
1985年出生的王兴华还在等待机会。迪拜卫冕战，他打了垫场赛，刘刚考虑到他年龄大了，会多给些出场费，平日他帮忙打理拳馆，也能有些收入。他也会带私教课收点训练费。自力更生的机制激励着他，“看熊哥，如果出身不是那么苦，他不会那么拼命的。”
今年8月中旬夺得WBC亚洲区洲际次羽量级金腰带的裘晓君，曾在体制内练过，“师兄们拿着1000多块的工资，从专业队退役后还要自己找工作。如果我继续练下去，也是一样的下场，还不如跳出来，谋求更远的发展。”
刘刚将拳馆里的人为成了三类，延伸出各自的职业规划，“通过训练，能参加比赛的，像熊朝忠、裘晓君等人；学成后回到家乡开个拳击培训班的，我们将提供帮助，他们的生存不成问题；完全出自兴趣爱好，把拳击当做健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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