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花落东京，国际奥委会日前也选出了罗格之后的新一任主席，他就是德国人托马斯·巴赫。这个击剑奥运冠军出身的德国人将把奥林匹克运动引领至何种发展方向，未来他在延续奥运会改革方面还会遭遇哪些困难？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他表示，巴赫是目前国际奥委会的最理想人选，当然这并不是说他面对的挑战就会少。
法律背景是关键优势
记者：您认为巴赫当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魏纪中：最大的优势在于，巴赫一直在国际奥委会担任执委和副主席，有很多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奥委会的决策制定过程，以及国际奥委会对一些国际具体问题的处理。他本人是学习法律的，做过律师，在处理问题方面会根据法律行事。现在国际奥委会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政治与体育关系，兴奋剂问题受到各国国内法律的挑战，还有现在争议较大的体育投注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用理性和法律的方式来处理，相比其他的候选人，巴赫先生在法律知识、应用等方面的优势，更有利于国际奥委会处理上述问题。
记者：来自亚洲的两位候选人黄思绵和吴经国都早早出局，有人认为是日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产生的平衡效应，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魏纪中：这个说法之前比较普遍，但我认为那都是历史性的，到今天为止，委员们都已经比较理性，虽然感情因素和偏好还有，但是已经很少了。以前的很多所谓的潜规则都被打破了，比如说在一个奥运周期内，夏季运动会和冬季运动会不会在同一个洲举行，但是日本办夏季奥运会，韩国办冬奥会，已经打破了这个规则。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之前大家广泛猜测的，中国在20年内没有机会办奥运会的说法也不一定？
魏纪中：可以这么说。
巴赫将面临三大挑战
记者：您之前提到过，现在国际奥委会面临很多挑战，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巴赫上任后主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魏纪中：国际奥委会目前面临三大挑战。一，政治与体育的挑战。现在各国体育界是鱼龙混杂，有部分人确实在利用体育赛事为自己谋利，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比如印尼东亚运动会后出现的舞弊事件，以及印度的英联邦运动会后很多人入狱事件。虽然这是少数现象，但是国际奥委会在处理这些国际性的政治和体育关系问题的时候就面临挑战。
二，如何给奥运会承办城市减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罗格时代就提出，但是还未曾深入，罗格提出，奥运会要留给下一代正面的遗产，使得百姓受惠，而不是让承办城市或承办国背上让纳税人还钱的包袱。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只有经济实力强的国家才能办奥运。这次东京胜出，比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的优势就是经济实力。
三，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国际奥委会组织机构成了一个个人俱乐部。也就是说，现在在国际奥委会担任委员的在某些方面的代表性越来越弱，有些人在国内体育组织里没有职务，你说他能代表谁？这样就引起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国际奥协之间的利益冲突，直白地说，就是干活的人没权，有权的不干活。
各个国家奥组委需要更多的权限，这个问题需要坐下来很理性地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办法去解决，巴赫的长处就在于包容性很强，更团结人，想法也比较多。我跟巴赫接触几十年，虽然没有直接共事过，但是间接地也有了解，因此不敢说他是这次竞选的唯一最合适人选，但是目前作为解决问题的人，确实是比较理想的人选。
将延续萨翁改革之路
记者：您个人认为，未来奥林匹克运动在巴赫的领导下会产生怎样的改变？
魏纪中：个人认为，巴赫还是会将从萨马兰奇时代开始的改革延续下去。萨马兰奇引领了奥林匹克三个领域的改革，即打破业余主义、反对商业化、反对职业化等条条框框，使得走进死胡同的奥林匹克又有了活路。随后，罗格在此基础上更加强调大众体育和奥运会结合，更加注重青少年。另外，罗格还实行了奥运会项目可进可出的政策，这一举措有两大好处，使得所有在大家庭内的组织都要精益求精，在公平公正性等方面下功夫做好，也给全世界的体育运动创造了进门的机会。
奥运会的改革不是在某一任内就能完成的。我认为这种不断改革的精神巴赫会继续延续下去，他的上任会使得国际奥委会的决策更加法制化，过去几个委员说了就算了，现在，有法律背景的巴赫会处理得更好。我认为每换一届主席，国际奥委会就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记者：巴赫对亚洲或者中国有什么样的倾向？
魏纪中：他对中国有客观的认识，既能看到我们的潜力，也能看到不足之处。关于亚洲，他曾经告诉我，亚洲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因为亚洲的地域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宗教都非常复杂，各国奥组委还是应该在奥林匹克精神的引领下团结起来。
记者：展望一下2020年东京奥运会，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魏纪中：东京奥运会，我希望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科技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多为全球共享。日本有这样的基础，比如1964年奥运会，日本的新干线就首次进入全世界视野，我希望日本在全世界的协助下，成功地在2020年奥运会推广这些科技创新成果，并为全世界的百姓应用。
文/记者 马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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