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赛事改革：审批收费受诟病 简政放权是关键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体育专电　题：审批收费受诟病　简政放权是关键——多方热议体育赛事审批改革

    新华社记者李丽、卢羽晨、汪涌、苏斌

    不久前，全国政协委员、前篮球巨星姚明提出“取消赛事审批”的建议，引发广泛关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业内人士对办赛要不要审批尚有分歧，但基本共识是应更多引入社会和市场力量办体育，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实现管办分离被认为是改革审批权的关键。

    “大腕”一炮引热议

    姚明批评赛事审批收费不菲但无实质服务，属于“权力寻租”，且行政干预市场形成垄断，抑制良性竞争。他提出“取消竞赛审批，改为备案”。

    4月3日，姚明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提出建议时，曾在发言中提及“中式八球”和“中式台球”之争。

    作为纠纷的当事一方，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冰，对姚明的建议作出响应，认为审批等于行政部门垄断资源，投资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也将审批费形容为体育主管部门的“买路钱”，“谁不交谁就是‘非法’，这样收费当然是美差”。

    按照《全国体育竞赛管理办法》，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具有相应赛事审批权。以实际操作中引起争议比较多的国际性商业赛事为例，其收费多由国家体育总局各项目管理中心自行确定，据圈内人透露，收费视赛事商业价值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但收费名称目前已不敢叫“审批费”了。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于什么比赛算“国际性”没有明确定义。乔冰向记者透露他在举办“乔氏杯”首届中式八球大师邀请赛时，16名选手中一半是外国名将，解决方法就是在名称上避免使用“国际”等字样。

    乔冰还披露乔氏企业与小球中心处于合作期时，只是双方就办赛达成一致后，由企业起草报告就能获得批文，至于申请包括哪些内容，小球中心并无成文、明确的要求。

    完全取消审批不现实

    乔冰的同行、欧迅体育副总裁姚震彦却有不同看法。这家公司曾经成功帮助巴塞罗那、皇家马德里、曼联等欧洲足球豪门俱乐部运作“中国行”。

    姚震彦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直言：“现阶段取消审批是对于中国刚刚起步的竞赛表演市场的不负责任。”

    在肯定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发挥市场主导是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姚震彦认为，当前阻碍竞赛表演市场发展的原因并不完全是赛事审批是否存在，而是中国竞赛表演市场发展的不完善。

    他承认审批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定范围内的权力寻租，但“现有审批制度中对于办赛者资质有明确的要求，至少对竞赛表演市场的规范性有了一个必要的门槛”。

    他认为，假设门槛取消，那么在没有解决行业盈利能力低的核心问题之前，会导致无序竞争：小公司间的竞争将更加惨烈并两败俱伤，而拥有雄厚资金的团队会继续实行垄断，“但不具备运营能力的垄断对于中国体育产业是致命的灾难”。

    成都体育学院教授郝勤也对取消审批的可行性存疑，认为在现有制度和体制下，赛事审批改为备案操作性不强。“改为备案后如果出现一系列问题如何处理？可能还要回归管理。”

    作为旁观者，音乐剧制作人许锋对于姚震彦提到的资质审核和市场规范也有类似观点。据他介绍，在被不少人视为体育改革“榜样”的文化领域，按规定，与商业赛事性质相似的营业性文艺演出需要报相关文化主管等部门审批。

    同体育赛事类似，审批涉及多部门——1000人以上的演出属大型活动，需在舀到文化部门批文后报治安管理和消防部门审批。文化部门审批分两个层面，一是市场准入主体的资格审批，即演出团体、演出经纪机构、场馆经营方的设立审批；二是活动项目本身的审批，包括提交资金来源证明、项目合同和场地租赁合同等。

    他认为，中国现阶段营业性演出的审批有必要性，因为这同时是一项社会公共活动。一是为了确保正确的思想舆论方向，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二也是为了便于政府主管部门掌握演出市场的总体态势，进行必要的调控和引导；三是演出活动，尤其大型户外活动，要占用社会公共资源，需要综合协调；四是为了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完全取消审批是不现实的。”

    审批收费受抨击

    不过，现在涉外文艺演出的审批权限已经下放到省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并对审批程序和时限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参照文化审批并不收费的范例，许锋觉得如果只是单纯的审批，体育领域也不该收费。

    体育赛事审批的收费问题受到上海体育学院教授、知名赛事运作专家刘清早的猛烈抨击。他认为“收钱就是把国家赛事审批权舀到市场置换”，并且要收费就要回答几个问题：“谁批准收费？谁批准收多少费？谁批准收什么费？费用干什么去了？”

    姚震彦也将有关赛事审批的争议归咎于收费，但“说到底顶多是个收费是否合理的问题”。以商业足球赛事为例，一般办赛者所缴纳费用准确的名称应该是竞赛管理费，其中包括裁判费用、球童、旗手、竞赛组织费、医务人员费用等必要的开支，而地方足协则会以此提供相应的服务，“至于多少，则根据各地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反对以收费为目的审批，和只收费不提供专业支持和服务的审批”，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对审批之争作出的总结。

    他建议：一是扩大省市体育行政部门审批权限，国家级项目协会保留备案权；二是规范审批制度，对审批范围、对象、内容、收费、程序、时限等规定进行修订。

    管办不分是“病根”

    较之于程序性的改革，刘清早更希望解决赛事审批的深层问题——要在体制上捋顺。他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本是项目协会和管理中心的“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中心在行使审批的管理权的同时，还可以协会名义参与办赛经营，又管又办，自然受人诟病。因此需要“从政府管办不分到政府只管不办”。

    管办分离与姚震彦所说的“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殊途同归。姚震彦也强调政府部门虽然可以行使管理权，但还要“管好这双‘有形的手’，让它无法成为吃市场豆腐的‘咸猪手’”。

    鲍明晓说：“赛事审批本质上是一个要不要引入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办体育的问题。改革势在必行。”郝勤也指出，现有协会跟政府挂钩紧密，不仅容易形成行政性垄断，同时存在权力寻租空间，抑制了商业体育、社会体育的生存空间。

    “让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是各方共识，也是解决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各种障碍和问题、活跃体育市场的根本之道。（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