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觉得奥运会弄砸了
北京奥运会后，2009年新电影《三枪拍案惊奇》遭到的不仅是批评，更是“难堪”。张艺谋心情很不好，方希帮他分析这个事儿，你做了一个奥运会开幕式之后， 大家都会觉得说，好，我们已经吃了一顿满汉全席了，然后期待你的下一部作品，但你弄一拍黄瓜就上来，人民不答应啊，你觉得别人有错吗？
“啪”，张艺谋拍了桌子从椅子上跳起来，他涨红了脸，情绪激动，连骂了两句脏口。
“我告诉你，我当时拍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它弄砸了，我没觉得它是个多了不起的事。你们觉得了不起，那是你们的事，对于我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我觉得它弄砸了。”
这是方希见到张艺谋第一次情绪如此激动，还骂了脏口，“但他在10秒钟之内就迅速控制了自己”。
然后张艺谋对她讲：击缶结束，儿歌，接下来红旗入场，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黄着一张脸：“导演，你赶紧跟电视转播的人要求一下，电视很难看，拍出来不行！”“那一刻，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我的所有努力，那么多人的艰苦训练，付诸东流。接下来3个小时的表演，我必须坚守指挥台，还要留意各方传来的信息，” 张艺谋回忆，“我沮丧极了。”
张艺谋至今没看过国内转播的开幕式：“主要是我自己的恐慌，阴影太重，我不忍看了，只要大家说都不错，这一篇就赶紧翻过去了。”
世俗的权力和名望也并未给他提供一种真实的安全感，“国师”这个称号不喜欢——“这个词招人恨啊。”他曾对方希说：“我真没想过自己成了个什么‘国师’，好像就真了不起了。都没有。我只觉得，阿弥陀佛，没弄砸。”
5.习惯性恐慌
“恐慌”是张艺谋人生的关键词，若是忽略这些，就无法完全理解他。“从他个人的经历上来讲，他永远是个边缘人。”方希说，哪怕现在，“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江湖地位，但并不会因此而觉得安全，恰恰如此，他特别不安全。”
张艺谋的爷爷是老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员，按昔日的政治标准，他的家庭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张艺谋从小被人叫“黑五类”、“狗崽子”。
在咸阳市棉纺八厂当工人时，工厂通知“党团员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留下来，其他人可以走了”，全车间800人，只有张艺谋一个人得走。后来通知的次数多了，就直接喊：“张艺谋，你可以走了。”到最后每到通知开会张艺谋就自觉拿起饭盒走人。
上大学时，张艺谋比同届同学大了差不多10岁，由于是非正式招考生，学校里时常贴着声讨张艺谋的大字报，“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踢出去的人”。
张艺谋曾说：“我进工厂算特招，进工艺室算借调，上大学是破格，我好像从来都是一个编外的身份，一个不那么理直气壮的角色。除了我的家庭背景之外，这也是我压抑的原因。”
做一个有用的人——张艺谋发下宏愿，人有了用，才有空隙生存，别人挤不走你。在《张艺谋的作业》中，张艺谋曾有这样的表述：“我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让自己迅速工具化。”工具化这个词他反复说了几遍，工具化你就会对别人有用，人有了用，有些东西就不会找到你身上，你就会有空隙生存。“工具不是个坏词儿，有用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深入骨髓的价值感。”张艺谋突然声音一沉，脸上浮现一丝笑意，“恐怕我今天也有这个嫌疑。”
“张艺谋是特别注意他的价值的，哪怕最开始为了自保做一个工具，那也是个价值。一个停下来的导演是没有价值的。”方希说。
6.瞎跑
方希曾问张艺谋，“有没有想过哪一天可以把脚步放缓，甚至站住，看看，想想。”张艺谋说，“没有，我不能，我现在没法想象，就是我脑子里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画面。”
他解释，他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不懂得享受。回想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同代人比你有才华的不少，上一辈人就更不用说了，“你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另外，“我多少次都是抓住头发丝那么细的机会才到今天，我怎么敢浪费这个时间？不敢。”
方希慢悠悠地说：“我想起张艺谋，老想到他在一个公路上奔跑的场景，在一条路上，有可能跑的是一个荒野，有可能跑的是一个繁华的街区，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跑。然后，周围总是有很多的喧嚣，有人跟他一起跑，有人中途离开，有人喝彩，有人向他扔臭鸡蛋，但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从来没有影响他的速度。”
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沉默了几分钟：“他就在跑，一直没命地跑，包括周围说，停下来吧，你他妈老跑，傻X不傻X啊，或者说，停下来吧，也许你会跑得更好。他听不见，他听不见。”
“这个痛苦在哪儿呢？你的这种奔跑，不意味着你无限接近佳作，你跑得越快，可能越背道而驰。但是，他奔跑的姿势和速度是没有改变的。像我这样的看客会说，首先我很钦佩这样的态度和坚持，其次，我认为就是瞎跑，现在又开始瞎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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