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公兵、王浩明
外交无小事，足球“外交”亦如此！
世界杯行将结束，“明战”过后，接踵而来的是足球“外交”战线的“暗战”。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国际足坛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博弈、波诡云谲的“名利场”、“交际场”和“战场”。
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有意重新分配各大洲世界杯名额，就或可看作他为明年竞选连任而进行的“合纵连横”之举。
世界杯前举行的国际足联大会上，对国际足联高管设年龄限制和任期限制的提议在投票表决中被一大片红色的反对票否决，充分显示出布拉特的掌控力；同样，亚足联特别代表大会上，亚足联主席兼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提议也获得通过，这意味着一直在推动该提议的主席萨尔曼明年连任主席和兼任国际足联副主席将在情理之中。
布拉特和萨尔曼分别对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掌控力充分证明：足球具有鲜明的“外交”属性，拥有２０９个会员协会的国际足联和拥有４６个会员协会的亚足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非同一般。可以说，国际足联就是足球中的“联合国”。
足球“外交”内容广泛，不仅包括在国际足球组织任职，还有会员协会之间的交往、合作、输出和引进人才、组织和参加培训、参加和举办赛事、选举等多项内容。
仅就在国际组织任职而言，中国足球有过惨痛经历。自２００９年开始，中国足坛遭受假球黑哨的沉重打击，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纷纷入狱，他们在国际足球组织的任职也遭剥夺。经过近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足协已逐渐收复“失地”，重新获得了亚足联及国际足联的一些职位。据了解，目前中国足球人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任职的有１６人，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单，但大多担任的是某某委员会委员，成为高层者极少，其中张吉龙是一位，他现为亚足联第一副主席、国际足联执委。
即便是张吉龙，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２０１５年亚足联将改选。如果按照目前国内不成文的政策，这位已从国家体育总局退休的高级体育人才将在国际体育组织任期届满后自动卸任，不再参加竞选。但是中国是否继续参选亚足联副主席及国际足联执委等职位？如果参选，谁来参选？是否可以打破政策壁垒，让张吉龙这位浸淫国际足坛３０年的中国足球人继续参选？目前相关部门尚未明确这方面的计划。可以想象的是，更换新人固然是选择之一，但要想在国际体育组织混个“脸熟”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大量时间，重新搭建人脉，对个人的交往、公关能力也将是巨大的考验。
相反，近邻日本和韩国已经在发力。日本足协副主席田岛幸三日前已经宣布竞选国际足联执委，而且得到了日本足协和日本政府的支持。这已是田岛幸三第二次公开宣布竞选国际足联执委，第一次是在２０１１年，当时未获成功，但１９票的得票数比张吉龙还多一票。此外，田岛幸三的团队很“庞大”——按照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相关规定，一个协会最多只能有三名代表参会，但日本足协除了三名代表外，还有接近２０名跟随人员。
韩国同样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去年就表示有意竞选国际足联执委，他的身后同样有一个庞大的团队。此外，郑梦奎是原国际足联副主席郑梦准的堂弟，虽然郑梦准已经失势，但其拥有的资源和人脉完全可以为郑梦奎所用。
相比之下，张吉龙的团队人数屈指可数，财力方面更加无法和他人相比。
鉴于中国足球缺乏“外交”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的严峻现实，中国足协、国家体育总局乃至更高层面应对此缜密规划。
首先，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著名体育社会学家、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建议，眼下中国面临的最要紧的问题并不是要夺取更多的金牌，而是要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专业能力和民族情怀的国际体育人才，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由国家层面而非单纯由体育部门来制订规划和保障实施。
其次，给高级体育人才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给予特殊政策。一位曾在亚足联工作过的人士表示，“全面开展足球‘外交’，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要充分挖掘现有资源，使其作用最大化。如有体制上的束缚，应给予特殊政策，张吉龙的任期明年将到期，应当未雨绸缪。”
第三，人才培养要多样化、机制化。目前国际足球组织鲜有来自中国的专职工作人员，现有任职者多为中国足协官员，虽也能参加一些活动，但融入度还是打了折扣。今后不妨打开思路，向亚足联、国际足联派遣更多的专职工作人员。此外，在外交学院副教授周庆杰看来，之所以国际体育组织乏人，主要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培养机制。“我国目前没有相关的培养机制，能进入到国际体育组织的不外乎通过单项协会单打独斗或者个人能力出众才能达成。中国的力量越来越大，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国际组织还不够国际。没有人不重视中国这个市场，只有中国人参与，一个项目才能开展得更好。”
中国足协今年年初刚刚换届，新气象更需要新举措。中国足球需要练好“内功”，也需要借助“外力”。只有“里应外合”，才能让中国足球的发展有着更广阔、宽松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完）2014/07/08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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