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记得当时是打加拿大世锦赛，辽宁的尚世春（女子75公斤级）破了3项世界纪录，第二年国际举联突然说尚世春尿检阳性，尚世春就是姜雪辉带的，后来我们上诉了，也开听证会了，但国际举联还是维持原判，认定尚世春使用兴奋剂了，队员和教练都禁赛了。”一位已经退休的国家举重队前教练今天下午向记者回忆，“尚世春被禁赛没有影响我们参加雅典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备战也没有受太大影响，不过姜雪辉确实是因为这次禁赛离开国家队了，至于他回到地方为什么还能当主教练，那可能是省体育局的安排。”
被禁赛的姜雪辉回到地方仍能执教，原因并不复杂——举重历来是辽宁省重点项目，对于带出多位举重世界冠军（丁美媛、李卓）的教练，体育局念及旧情网开一面不难理解，但在“宽容”背后，中国体育界（基层）长期奉行“金牌至上”、“长官意志”而忽视法治的痼疾暴露无遗。
“无论是教练克扣奖金，还是沾染兴奋剂，举重都是（病患）重灾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队举重教练告诉记者，“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重惨败不是偶然的，2008年的辉煌可能是中国举重再也没办法达到的高度了，当时的成绩也掩盖了不少问题。”
举重的专业化训练一直是国家体育总局奥运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初原国家体委改组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韦迪成为第一任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韦迪出任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山东举重功勋级教练马文广随即开始了自己“中国举重掌门人”的漫长职业生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举重队收获5枚金牌，奠定“金牌梦之队”强大基础，2005年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一分为二，举摔柔中心和拳跆中心分立门户，马文广理所当然成为举摔柔中心主任，2008年中国举重队收获8枚金牌辉煌之后，2012年中国举重兵败伦敦，马文广在2013年被调整成为拳跆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卸去举摔柔中心主任职务。
“据我所知姜雪辉在兴奋剂问题上出事不是一次，这在举重圈里也不是秘密，辽宁队也是受了不少质疑。”这位地方队举重教练向记者解释了所谓“营养费”的由来，“通常是在备战某项大赛时候，体育局才会拨‘营养费’专款给运动队，比如重点队员每人10万元，但基本上体育局会有规定，这笔钱不直接发给运动员，就是由教练掌握，给队员买营养品，因为以前有的队把钱给队员，但队员花钱买别的了，所以地方队的‘营养费’，确实是由教练分配，当然按规定教练确实可以按比例分得冠军奖金，但至于教练是否会克扣队员的营养费和奖金，我只能说至少前些年这是普遍现象。”
记者曾采访举重项目多年，奥运会冠军私下里抱怨“教练克扣奖金”并非秘密，只不过双方心中有数，不愿为此撕破脸皮，而敏感的“营养品”问题，却是不少教练手中绝不外传的核心机密——早年间著名中长跑教练斥巨资从国外购买“血红细胞补剂”的例子已经成为历史，数年前规避了兴奋剂风险的千余元一支的营养补剂成为教练们的首选，“重点队员一周两支，一个月成本就要上万”，由此推算，一届全运会下来，一支举重队所消耗的营养品就有几十万元之巨，如果缺乏监管，教练便可从中找到贪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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