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一位足协老字辈部门负责人到广州公干，一向对其尊敬有加的广州市体委某领导迎接他时说了句真话：“看看你们这些老的还穿得这么寒酸，可是你们那儿的年轻人可不这样喽。”老人报以苦笑。 （职业联赛的红火在当时便导致了足协内部的贫富分化，当那些老人仍过着清水衙门的生活时，年轻人已经过上了“新生活”。） ———１９９８年，带领女足比赛归来的马元安回京见到王俊生，第一句话便是：“足协的××为什么这么有钱？”王俊生无言以对。 （王俊生在任内曾多次面对这样的质问，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足协内部同样存在贫富不均，除了所处的位置不同，也在于谁看得最准，下手最狠） ———１９９８年初，足协开发部“开发”来一台手提电脑，如何分配自然需要王俊生说句话。接下来为了这台电脑，各部门负责人纷纷出动，陈述本部门需要电脑的实际情况，俊生应接不暇。可是第二天大家一上班，发现电脑已经摆到其中一个部门负责人的桌上，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它各部门均发誓要去搞一台电脑。 （知情人说，许多年来足协各部门就是这样一种合作状况，相互之间缺乏尊重，缺乏沟通，配合极差。比方职业部出来的文件，都已经下发到各俱乐部了，别的部门还一无所知，事实证明，充斥着明争暗斗的领导班子从来都是低效的。） ———足协一个被认为与发财无关的部门负责人，工作数年后开上了崭新的本田车，内部有人戏问来由，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老婆炒股挣的”。 （中国足坛中人已经不屑藏富，某些心中有数的人说，只要体委监察部的人随口问一句“你怎么买的车”，就能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据调查，体委处级干部的工资待遇是１２００－１３００元，加上补贴也就３０００元左右，买一辆近４０万的本田车，不吃不喝也得存十年。近年，足协一直回避司法介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一名足协办事人员到俱乐部办事，嫌接待规格不高，便自己点名到何处吃饭，到何处桑拿，临走还多次暗示领走了一笔“办公费”。可后来该俱乐部总经理到足协办事时，却亲眼看见某部门负责人大声对此人喊“给我倒杯茶来”，此人低头照办。总经理出门便忿然道：“不过是个马仔。” （任何小人物只要到下面去都会变得盛气凌人，这是足协多年的规矩，但对他们毕恭毕敬的俱乐部心里都有一本账，谁是个什么角色，他们最清楚。） ———隋波案曾引发了中国足坛的大地震，当时不少人期待此事能成为足坛黑幕的突破口，但是当年曾在足协工作的人士今天却告诉我们，即使媒体炒翻天之时，这件事也从未在足协办公会上提起过，一件全国轰动的事情只是王俊生、马克坚少数两三个人私下谈论的话题。足协有关人士曾正告媒体：“你们别害我们，我们讲证据。”但除了那次做给大家看的巴西之行，他们根本没打算找证据。 （同样，一位当年曾参加过足协内部正式会议的人说，这种会议几乎从不涉及假球黑哨，因为在座的不少人自己便是其中一分子，偶尔涉及到这方面，发言者也多是义愤填膺指责媒体胡说八道，给足球添乱。总结起来，假球黑哨泛滥至今，足协的态度始终只有两点，一是大为反感，二是矢口否认。） ———１９９７年底，一场事关升降级的关键比赛后来被其俱乐部人士揭开谜底。这场比赛前，客队结束了头一场比赛便直奔赛地，在近一周时间里受到贵宾似的接待。当时足协一位实权派人物被内定为该场比赛的监督，而与其关系不错的另一位少壮派人物则被派往关系密切的另一场比赛任监督。实权派人物对主队的“赛前准备工作”只有一句评价：“你们把事情做得干净点。”众所周知，后来的比赛进程正如事先商量好的一样，客队一名外援未上，而上半场主队便以三球领先。与此同时，另一场比赛那边打来电话，称当值裁判好像没按原计划行事，于是这边火速打电话给那边的比赛监督，让他督促裁判的立场。有意思的是，这场比赛后，实权派人物到该俱乐部领钱，旁边还有一人同行，他逢人便介绍，这是他在深圳当律师的哥哥。 （对于中国足球，“监督”一词早有新解，更多情况下不是监督比赛的正常进行，而是监督相关人员不要坏了大家的好事。在人们妄想司法介入时，有些人却早已当着律师的面收钱。） ——同样是这位实权派人物的夫人，当年在美国旅游时看见一件价值４万美元的高级皮草，毫不犹豫买了下来。有俱乐部人士反映，这两夫妇似乎没什么别的爱好，每次到地方上，最有兴趣的便是与人进行“名牌研讨会”，而每次见面，必然又换了一台新的手机。 （聂卫平当年在韩国因不忿柜台小姐的怀疑，赌气买下一双价值４０００元的名牌皮鞋，但他与中国足协一名普通官员的家眷比，还是小巫见大巫。） ——１９９７年的一场甲Ａ比赛，一名现已退休的裁判不顾一切连送客队两个点球，第二个点球更是完全“无厘头”，其大无畏的精神让主罚球员都腿软，由于这记点球踢飞，得到关照的客队仍然输了球。这时一旁的比赛监督发话了——球输了，但忙是帮到了，钱还是该给。在他的提醒下，老板按说定的数，既给了裁判钱，也给了监督钱。 （要钱也是门艺术，与其说是提醒别人给裁判钱，不如说是提醒别人别忘了自己那份钱。有知情者说，这位监督成天坐在足协办公室里，说得最多的话便是“没收到钱”，同在足协的一名老是负责联系的工作人员则总是很当真，转头便把电话打到俱乐部问，为什么不给钱？久而久之人家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钱每一次都给了，他这样说不过是不想认罢了。”） ———２０００赛季首轮，一足协人士被派往赛区任比赛监督，一到赛区他便直接打电话给俱乐部老板，主动问有什么要求，老板后来对人说，你还不如干脆告诉我有什么要求。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赛后比赛监督与主裁同样拿到了３万元，两位边裁则各得到了２万元。 （一场比赛额外拿出１０万元来供养比赛的主持者们，早已是各俱乐部的底价。） ———王俊生在任内因此作出过的唯一处理，便是调换了一个关键部门的负责人，原因是这个部门的前任实在太肆无忌惮了。有趣的是，这位前任被调离原部门后不久，又换了一任老婆，只是没有再分到房子。待其老婆又怀孕后，他逢人便说，如果是个女孩，一定要取名叫“芬芳”，问其故，大笑曰：“芬芳，不就是分房吗？” （如果是个男孩，大概应该叫做“进财”。） ———１９９９年在昆明的一场甲Ａ比赛前，客队总经理得知足协已经内定了一名主裁判，而这名裁判他们向来就不喜欢，于是总经理找到足协相关人士，希望不要派这名裁判，对方回答是事情定了不好再改。反间未遂的总经理不愧是经验丰富的高手，他很快想出了一招更绝的，把这事捅给媒体，引起新闻界一片口诛笔伐，足协被迫改派裁判，但那客队也早买通了这名后备裁判，客队如愿拿到了３分。 （派一名下面要求的裁判来要收委派费，不派下面反感的裁判来也要收委派费。过去人们只知道裁判是要到赛前才拆信封的，却不知道围绕这个信封里的名字，曾有过多么激烈的间谍战与反间谍战。） ——某市少年队有名队员为了进国家集训队，其家长在领导授意下把孩子的年龄改小了两岁，然后通过联系人找到足协有关负责人许以重金。可进队后发现孩子还是显得太大，这时收了钱的官员才告知家长真相，人家都改小了四岁，你这孩子还得再改小。 （阎世铎曾愤然表示，以后超龄者发现一个开除一个，可他首先应该知道，改年龄的习惯是从哪开始的？） ——去年在一个没有职业队的小城举行了一次小规模的地区赛，上台发言的居然是中国足协的某部门负责人，事实上，只要这个城市有比赛，他都要主动请缨前往，原因很简单，该市文工团的报幕员是他的其中一位女朋友。可这次比赛不知为什么，他的已经够漂亮的老婆也随同前来，这一下事情麻烦起来。无奈之下，当地一位教练充当了报幕员的临时男友，看看这四人同坐一桌吃饭的情景，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心照不宣”，只苦了这位负责人，饱尝了“相顾无言”的滋味。 （有人这样评价，都这么漂亮，两边都要照顾，又怎能不需要钱？） ———一支市少年队要去成都集训，已有妻室的主教练打定主意要把女朋友带上，一旁有人劝他，这样让小队员看见了影响不好。可他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那边足协去的人也会带女朋友，我不带人家也会带，为什么我不带？ （中国足球就是这样，上行下效。大家都乱，也就没有了乱。） 写在后面的话：有一天我侄儿跑过来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发现爸爸吃饭前没有洗手。”其实我也知道，这份所谓的备忘录充其量也就是告诉人们一个“饭前没有洗手”的小问题。写的时候有人问我，这样写有什么用？我说，如果一定要有用才写就永远都不会有用。阎世铎在深圳会议期间，对泡吧、开房一类的“小儿科”曾大表愤怒，那么他又将如何面对上面这份备忘录呢？本报记者刘晓新 (足球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