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大家都知道《体坛》和《足球》的经验模式,通过对《青年体育报》的经营,您觉得钱是最主要的因素吗?
毕熙东说: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关乎生死。比如像《京华时报》创刊花了一个亿,不到四个月的时间,五千多万的资金已经打出去。为什么呢?让人接受《京华时报》的办报思维,广告打的是你订我的报,给你一桶油或一袋米。现在他们每天的广告收入就有几十万、上百万,逐渐开始回收成本。如果一开始没有钱的话,很可能两三年人家都不会接受这份报纸。
毕熙东说:《青年体育报》也是一样,如果你要让更多的人更快了解你,你就要去打广告,花钱去做,但是我们没有。《青年体育报》跟《足球报》和《体坛周报》有一个最明确的不一样,如果以前我们爱说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他们是体制外,他们办报完全可以按照市场需求去决策自己的事情。我们还在体制内,《中国青年报》是一个很保守的领导集体,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没有任何市场经济的东西。
毕熙东说:市场经济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自己办报纸,自己卖钱养活自己的人,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政策,比如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采访,国家队上美国,我们应该背起背包就走,跟着人家就走了。我们这边的审批、送团中央,等你办下来,人家比赛已经打完了。
毕熙东说:我们没办法和人家比,钱上也是一样,他认为你不应该去,但是他又不办天津市场的报,他所懂得都是党报、机关报那些东西,用那些东西去管你,还要求你把这个市场办好了,你说我怎么办?我的生存环境比他们要痛苦得多。我尽量在我可以运作的范畴之内让《青年体育报》能够有更大的张力,这是我现在所做和我现在所累的和我现在所受的摧残。
主持人说:大家知道北京是体育的信息源,包括《体坛》甚至在北京都设立了一个分部,几乎所有的队伍都拉过来做。《青年体育报》本身处在北京,但是您现在重点做的还是评论性的东西。
毕熙东说:我们的信息量并不少,比如像《足球》,我们和《体坛》差不多,每期也十五六块足球报道。但是今年有点儿吃亏,去年以前我们一直发展得很快,今年SARS以后很被动。另外,原来我们抓北京读者的心理,报道北京国安、宽利,包括其它北京的运动员--巴特尔。现在北京国安一落千丈,我们的足球编辑们还死抱着北京的地域概念,这么一来失去了很多的读者。
毕熙东说:北京的球迷不爱看国安的东西,你还抱着它。编辑的观念们还是有误差,我苦于这张报纸的生存和经营,很少去管编辑的事。除非我认为祁宏和吴承瑛应该做一个专题,我来操持做。世界田径锦标赛也是我参与的,其它的我很少管具体的工作。我一直想,假如我有机会融资了,或者进入资本运作的时候,我不为钱发愁了,我只是拿着钱怎么花好的时候,我再去管版面。现在看来这件事也比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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