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群殴的李响

　　一边是被炒得一塌糊涂，一边是被骂得一塌糊涂。2001年，一个名叫李响的女人，活在一大群中国男人的舌尖上。值得玩味的是，最锋利的一条舌头，是她的本家，而且是曾经的同事。

　　我的舌头想表达的比较简单：同情。

　　同情李响，看上去有点自做多情，或者自不量力。她的名气、收入、能量，与我比起来都是大象之于绵羊，我有没有同情的资格值得怀疑。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个舌尖上的女性是值得同情的。

　　我来自一些南方人眼中很是蛮荒的东北，是的，确实蛮荒啊，前几天网上还有一帮南方文人质问：东北男人为什么喜欢打女人？问得我很惭愧，尽管我没女人可打；确实蛮荒啊，沈阳这种大城市的主干道上，朗朗乾坤下可以有马车掠过的惊艳，可以看到男男女女动辄大打出手，虽然不是家常便饭，但也不算奇观。在东北生活了30年，什么热闹都见过，不过我一直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大群男人在广场上群殴一个弱女子，旷日持久。

　　这一次，在报纸和网络上，我不仅看到了，而且看多了，看得恶心了，看得忍无可忍了。只不过，它不是发生在街头，因为没有警察，可以进行得更持久，而且，出手最狠的除了一个北京老哥，基本都是些俊朗的、大眼睛的南派文人——这尤其让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次不是东北人？

　　被打的女子长久地保持着沉默，对一个一不还手二不还口的女子动粗，而且是群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在一次心灵对话中试图辩白，等待她的自然是更猛烈的打压，一本书里三两句怨怒被淹没到文人汪洋大海般的口水中。打击的动作不仅更粗暴，而且更下流。

　　一个朋友的评价是，文化人耍流氓，比流氓耍流氓还流氓。

　　李响这一年的收入抵得上几个主要打手的总和，但是毫无疑问的，她在这场对峙中是绝对的弱势群体，她不允许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想这是一个人之常情，面对这样的场面，总会有些看不下去，或者走开，或者指责，只是无法继续围观。难道非要追问女子为什么挨打吗？罪恶，欺骗，仇恨，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再重要，是非对错已经可以退到一隅了，唯一应该站出来说话的，此刻只有人性与尊严。

　　我不欣赏“好男不和女斗”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是歧视性条款，谁和谁都不应该斗，也都可以斗，但有一个前提，人性是不能缺席的。李响为什么会让一群文雅的男人如此仇恨，以致风度尽失，好象看不到有什么血海深仇，唯一的借口就是不公平，没有“费厄泼赖”。

　　费厄泼赖，竟然成了一场不公平的殴打的借口。

　　被嫉妒的李响

　　得知李响“天价”签约《体坛周报》的最初几天，鬼知道打翻了多少只醋坛子，我也觉得特郁闷——unfair啊，大象之于绵羊啊。好在我没有冲动到站在某家媒体的街口指桑骂槐。这件事我是这样理解的——李响的转会肯定是符合市场的游戏规则，市场觉得这是公平的，那就是公平的。如果她得到这些真的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个经济社会里“不公平”的事情就太多了，你没有力量去和社会较真，于是也犯不上把怨气发到一个女子身上。这个价格压根与她没关系，如果市场要给我一个天价，我也不会认为它烫手。

　　另一位姓李的名记以及其他一些名记不这么看，他们鄙夷李响获取新闻的方式。

　　因为挖不到鲜活的新闻而恼怒，这对于一个记者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为此而不尊重人，甚至围攻，就不是可以理解的了。那或许是欺负人，或许是变态，只存在两种可能。

　　李姓名记判定另一位李姓名记不是记者，理由相当充分的样子：她不是地道的球迷，她文笔不怎么样，她抓的是鸡零狗碎，她不是“中距离”……他似乎要发动一场记者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很遗憾，我也是足球媒体中人，我没把自己的职业看得多高尚。足球是什么？不就是一乐子嘛，球迷不就喜欢贴近、喜欢鸡零狗碎嘛，总不能把足球报道升华到《新闻联播》的档次啊。在这个领域，我要说，我爱狗仔。大家都中距离采访，都客观理性睿智，都在出线次日就反思中国足球，都象天下出了大事一样绷着脸，那我会认为世界末日快到了。这样的职业理解，用苗炜的话说，等于这个社会唯一的“下水道”都被名记堵死了。

　　而且，据我所知，没有哪个体育名记真的是保持“中距离”采访的，中国球星大多NB，于是和球星关系好也NB，当然，能和足协的要员拍肩膀就尤其NB了。莎士比亚说，女人有女人的理由和方式，那么男人也有男人的方式。男记们的方式除了酒肉和纪念品，对于某些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娱乐”，能不能与足球圈内人士一起声色犬马，是衡量彼此关系的重要尺码。与李响的采访方式比起来，我没觉得“男人的方式”就是高尚的，纯粹的，就脱离了低级趣味。

　　李姓球员风光十强赛，李姓足记也是名动江湖，没有哪个名记甘于在这个名利场做个旁观者。每个人都有权利以自己的视角对待这些风云人物，而实际的交往显然更有质感。说起这场沸沸扬扬的谩骂，我倒很愿意回忆我与两位李姓名记的第一次接触，当然，这只是我的视角。

　　第一次见到李响是在7月，北京建外著名的星巴克，她与几个同学喝着咖啡叙旧，我去取一篇稿子。拿到稿子就要告辞了，李响却要了一例咖啡，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随便聊聊，恭敬不如从命。谈到了十强赛，谈到了自己也要去沈阳看球，“有票吗？”“还没有，买吧。”“别，我给你想办法要两张。”李响的承诺让我有些惊愕——我们此前连电话都没通过，第一个念头是这人过于豪爽，第二个想法是，这位名记是不是太虚了。告别后，我也没把票的承诺当回事，尤其是我还听说米卢也是四处扑票。十强赛首场比赛的下午，我正在与“黄牛”讨价还价，电话响了，“我是李响，你怎么还不来取票啊？”……

　　第一次邂逅另一位李名记，是在北京名声响亮的“鬼街”，显然已经喝了一巡的他姗姗来迟。满座的各地足记，席间有人恭维他的足球评论如何NB，听着很受用。他兴奋地端起杯敬酒，话说了很多，我就记住一句：“中国写足球评论的，我全X！”比曹操的“天下英雄唯你我耳”更容易吓掉邻座朋友的筷子。我的筷子没掉，如果不是座上共同的朋友太多，我倒是险些把一杯酒泼过去——那时还没有李响遭遇棋哥的创意。

　　我坐在那里憋气，中国众多写足球评论的兄弟啊，你们的命运怎么就这么悲惨，轻易就全被X了。

　　后来回想，星巴克是温情的，小资的，鬼街是喧闹的，小市民的，而且咖啡是温热的，酒是冰凉的，两个李姓记者的差别，我更愿意相信完全是由于这些背景的不同造成了。

　　必须坦白的是，后来我与李响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而且做了著名的《零距离》一书的特约编辑。在我与李名记的眼中，李响肯定是不同的，一个是被“灰姑娘”抢了金边饭碗的人，一个是帮名记出书的人，这或许是一种解释。幸好我在结识李响之前就零星留下过同情她的文字，还不至于被看做拖在她后面的“一条狗尾巴”吧。

　　被神化的李响

　　攻击一个对手也是应该讲技巧的，否则可能弄巧成拙。在旷日持久的饶舌中，充满才情和正义感的男人们无非在做一件事，把“天鹅”的李响还原，还原为“灰姑娘”的李响，甚至更糟。但糟糕的是，他们在攻击中摆了乌龙，不仅事与愿违地把李响的身价抬得更高，把李响的书炒得更火，甚至有一种把李响神奇化的倾向。这让人怀疑这些文人的身份，他们好象已经不是某媒体的武器，而是李响雇佣的马仔，其角色东北话叫“牵驴的”，北京话叫“托儿”。

　　李响可以拿到国家队第一手的资讯，这个我也不怀疑，但据“舌头”们反映，李响的当量大得很啊，要远远超过这个挖消息的小儿科。她可以决定郝海东或孙继海可不可以进国家队，什么时候进国家队，她可以决定江津是继续戴手套还是马上卷铺盖，她可以为十强赛出场名单提供决定性意见，她可以权威得让板凳球员找到她请客送礼表决心表忠心……不是一个女记者与洋主帅的绯闻，是一个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故事。满清政府在慈禧太后手中走向没落，中国队在“灰姑娘”的引领下冲出亚洲！“这个女孩，她也是中国队成功的一部分。”米卢的赞美诗，终于有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一个不懂足球的小女生，却把握着中国足球十强赛的命运，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神奇的魔幻现实主义吗？李名记，应该是新时代的马尔克斯；李响，应该是上帝的馈赠，不是赠给米卢，而是赠给中国。而且，米卢的神奇与她比起来，云泥之别啊。

　　我与李响中距离，我强烈反对这种把一个“灰姑娘”神化的倾向。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在中国的足球记者中，她的文字感觉至少算是中等偏上的；在中国女球迷里，她的足球知识也算比较丰富。她可以被认定是一个记者，不可以被认定是一个幕后英雄；这是一个时势造成的名人，这不是一个书写历史的神人。

　　在另一位李名记眼中，邻家小妹的窜红只能做一个或神奇化或妖魔化的解读，其实，除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却没有听说谁是天生的球迷，天生的名记，这个江湖习惯于造就一夜成名的故事，这是你必须去适应的。李名记骂过马明宇，骂过本家李妹妹，都是不怎么还口的对手，靠骂人出名与靠“零距离”出名，在我看来也都算勤劳致富，没必要互相鄙夷。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大眼睛的李名记写“灰姑娘”的李名记，“据说，全体大连记者们像幼稚园的乖宝宝围坐在Lily阿姨身边，听她讲革命故事，听她讲神圣传奇……”后来问了几个大连在场记者，实际情况仅仅是，大家围坐在一桌酒席边，天南海北地聊天，没有触摸到什么神奇故事。后来听到作者对这段文字的解释是：我觉得当时的情形应该是那样的吧，我就写了。

　　原来李响就是这样被神化起来，如此一来，我倒要怀疑这位大眼名记的记者素质了。

　　被思辩的李响

　　几个月以前，与朋友在一间酒吧谈起李响，后来发展到面红耳赤的争论。当时米卢刚刚在上海四国赛上被喊“下课”，骨子里更象南美人的博拉，在中国的盛夏体验着南美的季节。据说足协已经考虑换帅了，至少是下了最后通牒，朋友们关心的不是中国队的命运，而是米卢与他的Lily怎么办，一个精彩的故事是完结还是继续。

　　我有点反感这样的谈话氛围，为什么不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个故事呢？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有没有龌龊，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自己一定要加入龌龊的猜想。其实这个故事里有更值得思辩的味道。

　　米卢与中国足球，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对欢喜冤家，在他们之间，在中国足球与所有洋帅之间，足球从来就不是“世界语”，倒是对足球理解的偏差，这一次显得尤其巨大。更难以弥合的，是米氏生活方式与东方习惯之间的沟壑。与足协几次想炒米卢一样，米卢也几次怀疑是不是做了个极其错误的选择。至少在这样的时候，李响帮助米卢更多地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人的处事哲学，相当于两种观念间的润滑剂。我不能判定她的沟通与中国队出线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我尊重这样的沟通。

　　当然，后来的事情也许没那么美好，李响的某些做法也加重了足协与米卢的矛盾，这个时候，她是磷粉。

　　在米卢与中国足球之间，李响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这社会不缺少男女关系的谣言或丑闻，缺的是在这个背景下值得谈论的态度。

　　我注意到《新周刊》上谢立的一段评价：“她的心态如此坚强和平静。这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才能做到的……在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什么成功是得之侥幸的了。”李响最初紧跟米卢，一定没想到路的尽头是转会费、是《零距离》、是”二踢脚“，她只是试图完成一项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完成得很执拗，也很独特。但外界的龌龊臆想，却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她的，她的平静与从容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正如作家洪峰所说，可以抛开其他一切不谈，仅仅这份忍耐与淡定，就是让人钦服的。

　　与李响每次谈起米卢，她都毫不掩饰自己对米卢的推崇，那感觉是从眼睛深处流露出来的，它让你觉得，即使真的因此而日久生情或生出其他什么，也都是与龌龊或功利无关的。

　　那天打电话找到李响约稿的时候，她正在广州的家中，她说自己这段什么也不想写，只想陪丈夫在家里好好呆几天，因为这样的感觉对她简直是奢求了。我们谈到网上最新一轮的攻击，背后一个男人轻轻的声音：他们真不知道累啊，是她的丈夫。以前就听李响说过，丈夫闲暇时就把各种关于她的评论收集起来，好听的（只是非常少），难听的，没法听的，都有。

　　我是个俗人，很早以前就一直对李响的丈夫好奇，好奇程度超过了对李-米组合的猜测。这可是顶着如今全中国最大一顶“绿帽子”的男人，这样一个男人的心态，与那些跳着脚骂人的男人的心态，相映成趣，都是我们无法达到又兴味盎然的心态。

　　一个女人与一群男人，一个传奇与一场群殴，诱惑，嫉妒，金钱，毁谤，一切你想要的流行元素，一切这个时代标志性的符号，应有尽有。社会学家或小说家，应该珍视这个题材的，可惜这不是一个足球记者能驾驭的。

　　我所能领悟的，只是米卢那一句，态度决定一切。(关军)

    (足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