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上细听“乒乓奏鸣曲” 国球训练看上去有些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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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7日15:03
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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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一个月的中国乒乓男队上海集训上周六完美谢幕。掐头去尾不难听出，在蔡振华的指挥下中国乒乓在沪上演绎了一支完整的奏鸣曲。整支曲目跌宕起伏，从换帅到新政，从限薪到乒超，无不反衬出后蔡振华时代中国乒乓的行进步调。
急板曲调 队内训练看着有些火了
这次乒乓新政的总设计师蔡振华在刘国梁上任之初曾意味深长地说：“中国球员打硬仗的能力比过去退步了不少，根本原因不在技术上，而是在思想上。”
蔡振华话音未落，河北正定就传来女乒乓球员张怡宁、李楠违规的消息。按常理，有关乒乓球队的内部消息一般不会外扬，但蔡振华偏偏一反常态，选择此刻进行“揭批”，而且得势不饶人：明知女队军训有悖常理却要反其道而行之。
如果说“娇骄”二气的存在是多数世界冠军的通病，那么两周之后有关王励勤摔拍砸水瓶的事件又有些让人摸不清方向。当记者忍不住向蔡振华询问此事的处理结果时，蔡振华似乎有些忿忿不平：“谁说王励勤是违纪要受处罚？他只输了三局，是输球最少的一个（球员），而且这次升降级比赛他排名第一，球员比赛中较真有些火气，我认为不是坏事，说明把平时的训练比赛当成世界大赛来打，这有什么不好？中国选手缺的就是这股子犟劲。”惯用以往思维来看待目前的这支中国乒乓球队，显然要陷入误区。个性一贯无所谓的王励勤此番在队内的首次升降级赛事中变得凶悍生猛，在蔡振华看来却是好兆头的开始，这多少透露出新政在管理中的灵活和变通。
其实，发生在张怡宁和王励勤身上的事性质不同。一个表现在军训中，一个表现在赛场上。按照蔡振华的解释，就是“训练中得服从，赛场上得张扬”。针对赛场上中国球员温文尔雅的打球方式，蔡振华早就心存不满，蔡振华很烦有些记者将他的话偏差理解，他说：“张怡宁违纪和王励勤完全性质不同，有些人总是以为队员一有性格或脾气，我就要批评。我希望队员有自己的个性，张怡宁是在军训中耍脾气就是犯规，而王励勤的这种举动是在比赛中出现，对他而言很难得。”
在本次升降级的比赛中，老将孔令辉意外落马降至二组（相当于预备队）。按照男队参加国际大赛的新条例规定，如果现在有世界大赛，身处二组的孔令辉将肯定不能以单打选手的身份代表中国队参赛。这意味着如果孔令辉不能在今后的队内升降级比赛中翻身的话，将有可能最终失去国际比赛甚至是明年奥运会男单比赛的权利。
对此，蔡振华的解释为：合并使原来各个层次队员的训练、管理都统一化了，在对队员的要求上能够一致起来，这不但把年轻队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而且对老队员产生了压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促使队内的实战更加逼真，以此来锻炼选手的心理素质，一碗水端平没什么不好。
快板曲调 国手钱袋摸着有些瘪了
刘国梁入主后的另一个重大变革措施就是对运动员的赛季收入作出“限薪”规定，而缘由竟是以往乒超联赛中巨额薪金挖墙脚事件频频上演。什么都向钱看的风气甚嚣之下，国手的比赛心态发生了变化：不思技术创新和发展，整日琢磨着收入多寡。一些顶级国手在乒超俱乐部的身价早已高达数百万之巨，如此天文数字，即使在职业足球联赛中也堪称天价，而且在普通球迷看来也过于突兀，就连行业主管部门亦始料未及。
在上周的乒超俱乐部老总峰会上，不少老总向蔡振华大倒苦水：“有些明星球员仗着球打得不错，架子变得越来越大。本来很正常的比赛，还得俱乐部去请他（她）们，而且张口数额十分巨大。”如何约束和管理球员看来只有从球员的钱袋入手了，限薪条例选择此时公布不能说只是种巧合。
根据限薪条例规定，享受一级工资待遇的条件为：奥运会进入前3名、前世界冠军、亚运会进入前3名、2002 年全国锦标赛单打进入前8名。一个赛季下来，特级球员在俱乐部的总收入被限定在68万元以下。这是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联赛开展八年来，首次在“限制运动员收入”方面出台明确规定。
但堤内损失堤外补。国手收入大致可划分为四大块：一是基本工资，二是国际比赛奖金，三是广告收入，四是俱乐部收入。限薪前后对比，国手钱袋将近损失的20万元只是俱乐部的收入，而国际乒联每年设有10站左右的职业巡回赛，其中卡塔尔公开赛奖金最为丰厚，男单冠军可获34000 美元，女单冠军可获22000 美元，男双冠军奖金为9000 美元，女双冠军奖金为6000 美元。其余各站奖金水平相当，基本为男单冠军15000 美元、女单冠军10000 美元、男双冠军4000 美元、女双冠军3000 美元。此外年底的总决赛奖金较高，为男单冠军38000 美元、女单冠军26000 美元、男双冠军10000 美元、女双冠军6000 美元。男女单打世界杯赛奖金也很诱人，以2002 年为例，男单世界杯冠军可获44000 美元，女单世界杯得主则拿到28000 美元。
2002 年，中国队在以上国际比赛中表现最佳的男选手是马琳，他拿到了4站公开赛的男单冠军，最佳女选手为张怡宁，她拿到3站公开赛的女单冠军，还夺得了总决赛女单冠军和女单世界杯。仅计算他们单打夺冠的奖金，马琳就挣得45000 美元，张怡宁则收获84000 美元。当然，这些奖金并非全部落入球员个人的腰包，按照有关规定，其中40％须上交主管协会即中国乒协，20％归国家队所有，用以发放教练及陪练选手的补贴和奖金，只有剩下的那40％记在球员个人名下。
至于接拍广告，更是少数国手的专利了。现役球员中，孔令辉、马琳、王励勤以及王楠等少数几位球员拍过广告。
据说，他们接拍广告的身价均在60万至80万元人民币之间。按照有关规定，广告收入的1/3须上交主管协会，1/3归国家队，1/3归运动员个人，这样就不难算出乒乓国手接拍一条广告的收入大约为20万至27万元人民币。
国手刘国正认为，此规定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但也有好处。比如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压力，以前的收入比较稳定，输球可能也觉得无所谓，现在就不行了，打不出好成绩，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规定的实施也给更多球员发挥的空间，比如今年拿一级工资的运动员，如果比赛打得好，可能下赛季就拿特级了，所以就有了一种你追我赶的感觉，谁水平高谁上，转换得比较快，也比较公平。
蔡振华说得更直接，“这项规定并非是简单的限薪问题，更重要的意义是给球员一个思想上的指导，将球员的注意力从对物质利益的关注转移到比赛本身上来。”
不难看出，这项被外界称之为“限制收入”的规定对一般球员的收入造成了不小的限制，但其意义远非“限薪”二字。对于一般的非主力国手而言，限薪更加制约了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地方球员来说，要想“脱贫致富”，只能靠实力和打法的创新来吸引蔡振华的眼球，恐怕这才是蔡振华“限薪制”推广的真正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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