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不仅是球迷的节日狂欢，更是人类测试新冠压力和释放压抑的一次实验和狂欢。
人类苦役久矣。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的新冠疫情，我们应该感到担忧吗？
11月20日，世界杯开幕式在卡塔尔海湾球场举行，当天观看开幕式与东道主对厄瓜多尔的揭幕战，现场观众人数达到了67372人。在开幕式上除了精彩的表演与球赛，最令人瞩目的则是：现场近7万人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一切恍如隔世。而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人山人海，球迷们欢呼雀跃，为自己喜爱的球星和球队摇旗呐喊，加油助威。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世界杯足球赛是唯一能够抗衡奥运会的大型体育赛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杯的规模和影响力甚至超过奥运会。
当下的世界，俄乌冲突胶着，新冠疫情阴魂未散。世界杯必将为疫情笼罩下的世界带来一束光，带来和平的希望和结束新冠大流行的曙光。
2022世界杯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首次不限制观众人数的大型体育赛事之一，其8个体育场馆都将被允许达到最大观众容量。一年前，同样在疫情期间举办的日本夏季奥运会、北京冬奥会则是“全封闭”的大型赛事。卡塔尔世界杯几乎全面放开，恢复了2019年之前的赛事形态。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这项赛事吸引了超过120万人到场看球。售出了300多万张球票。卡塔尔当局自11月1日开始取消了几乎所有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旅行限制措施，包括抵达前的强制核酸检测，不再提供疫苗证明、注册相关健康码的信息，以及在比赛时不需要佩戴口罩等。
卡塔尔一夜间，成为了世界上对新冠不设防的国家。
本质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实验，远比现代医学遵循的随机对比双盲实验的结果更为准确和反映客观世界，即新冠流行的真实情况。
这种做法在一些人眼中是“躺平”，实际上，躺平是误解，也是对过去防疫的一种污名化。
卡塔尔选择的并非躺平，而是科学防疫。卡塔尔为何敢于这么做？首先，它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认同和支持，而且前期也有沙盘推演。更重要的是，过去和现在，已经有大量科学研究结果提供了支撑，卡塔尔没有刻舟求剑，而是根据疫情发展决定了防疫政策，并为此制定了B 计划。
这些球迷主要来自美英德意法日巴西等疫情仍然高位运行的国家，他们的到来，是否会让卡塔尔这个仅有250.5万人的小国，变成新的疫情爆发地？卡塔尔为何会在临赛前三周，推翻之前公布的强制防控措施，改为全面放开，他的依据是什么？卡塔尔如何管理这120万球迷与运动员，球迷如果确诊后，将如何防控？还需不需要防控？
尽管这些问题尚没有答案。不过，让人欣喜的是，无论是多哈的大街小巷，还是举行世界杯的8个球场，数以10万计的球迷、工作人员和参赛队伍都不戴口罩。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宣布疫情结束，但是，卡塔尔的情况表明，疫情本质上已经终结。
卡塔尔为何如此自信，既解放自己，也解放所有参赛者和观赛者？因为，不能解放他人，也不能最终解放自己。
卡塔尔世界杯将为世界提供多种终结新冠疫情的科学和社会（流行病学）的重要证据，无论世界上哪个国家，执行的是与病毒共存还是彻底清除的政策，都会从中获得启示，并最终以科学证据终结疫情。而且，这一实验将证明，与病毒共存才是人类终结疫情的最优或性价比最高的通途。
病毒并不可怕。病毒带来的认知障碍和人为制造的恐慌才可怕。事实是，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尽管病毒仍然存在，但新冠大流行已然结束，经济和社会生活基本恢复如初。
欣慰的是，从目前世界杯已经全面展开的情况来看，卡塔尔几乎没有采取B计划的任何迹象。因为卡塔尔官方数据表明，一周来平均每周感染者315起，并没有大量增加。截至11月25日，卡塔尔新冠总数还是世界杯之前的47.6万，死亡人数还是684人。
至于未来如何，实践和时间是检验一切的标准。那就静观卡塔尔世界杯至结束时的结果吧。到时，卡塔尔世界杯不仅可能是极为成功的一届世界杯，也将为人类的防疫提供极为宝贵的成功经验。
卡塔尔和国际足联表示：希望世界杯成为人类正在摆脱毁灭性流行病的标志。
卡特尔世界杯是人类的一场真实实验：是时候结束新冠大流行了。
北京梁中书为给岳父蔡京贺寿，搜刮十万贯金珠宝贝，命提辖杨志送往东京，号称生辰纲。公孙胜认为生辰纲是不义之财，便有意劫取。大家闻言，顿然面如死灰，黯然无语。自责，内疚，痛苦，悲愤，五味杂陈齐齐裹着酸楚涌上心头。迫于无奈，甘伯父成了铁原英雄们的送终人；32年后 李白（701年—762年12月），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旧唐书》记载李白为山东人 [2] ；《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3] 。长安元年（701年），李白，字太白。出生于安西都护府之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之青莲乡。[37] 祖籍为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 [36] 。其家世、家族皆不详。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武则天去世。李白五岁。发奋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学识字课本，长史，州之次官。开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开始从事社会干谒活动。好剑术，喜任侠。是年岑参生。开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岁。隐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市内）读书。往来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剑阁、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等地，增长了不少阅历与见识。[5] 辞亲远游 开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岁。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东下至渝州（今重庆市）。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秋，病卧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至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开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诏令“民间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荐”。秋，全国六十三州水灾，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岁。居于安陆寿山，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遂家于安陆。[34] 是年王昌龄进士及第。开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屡次入侵。李白二十八岁。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孟浩然相会于斯。开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唐玄宗为自己四十岁生日举行盛大的庆贺活动，并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诏令天下诸州宴乐，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国财赋，强制税法，广为聚敛，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岁。在安陆。蹉跎岁月 李白 李白(2张)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岁。春在安陆。前此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因遭人谗谤，于近日上书自白，终为所拒。初夏，往长安，谒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寓居终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别馆。又曾谒见其它王公大臣，均无结果。暮秋游邠州（在长安之西）。[6] 冬游坊州（在长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岁，游于晋（今山西省）。开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宠高力士，时四方表奏，皆先为高力士所决。十月，玄宗驾幸洛阳。李白三十一岁，穷愁潦倒于长安，自暴自弃，与长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离长安，经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县）。秋到嵩山五岳之一的中岳（为河南省登封县的名山），恋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隐居之意。暮秋，滞留洛阳。开元二十年（732年），十月，玄宗出巡，诏令巡幸所至，地方官员可将本地区贤才直接向朝廷推荐。十二月，归还洛阳。是年全国户数为786万余，人口4543万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记录。李白自春历夏在洛阳与元演、崔成甫结识。秋，自洛阳返安陆。途经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结识崔宗之。冬，元演自洛阳到安陆相访，二人同游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岁未，归家安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唐玄宗亲注老子《道德经》。令天下士庶（士大夫阶层与庶民 [33] ）家藏一册，每年贡举时加试《老子》策。李白三十三岁，构石室于安陆白兆山桃花岩。开山田，日以耕种、读书为生活。献赋谋仕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李白为玄宗献上著作《明堂赋》，赋云：“穹崇明堂，倚天开兮。”又云：“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按赋中有“臣白美颂”等字样，疑太白曾以此赋在东都洛阳进献玄宗。此赋盛赞明堂之宏大壮丽，写尽开元盛世的雄伟气象以及作者的政治理想。李白《明堂赋》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谋求官位，其写作时间为开元二十七年拆毁明堂之前，他赋明堂一是为了谋仕的需要，二是“以大道匡君”的需要。由于家庭的缘故，李白不能应常举和制举以入仕途，只能走献赋之路，这是真献赋谋仕的原因。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机献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是年，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去紫极宫，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李白瑰丽的诗歌和潇洒出尘的风采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三年后，李白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长安。[5] 供奉翰林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钦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给皇上写诗文娱乐，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天宝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岁。诏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宫中行乐，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对御用文人生活日渐厌倦，始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后玄宗赐金放还。[5] [7] 李杜相识 天宝三载（744年，注：天宝三载及至德年间改“年”为“载”）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了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同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请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箓 [8-9] ，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箓的盖还，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载（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济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李杜两人分手。安史入幕 李白与安史之乱 李白与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与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难。春在当涂。旋闻洛阳失陷，中原横溃，乃自当涂返宣城，避难剡中（今浙江省嵊州）。至溧阳（今江苏省溧阳市），与张旭相遇。夏至越中。闻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大胜，又返金陵。秋，闻玄宗奔蜀，遂沿长江西上，入庐山屏风叠隐居。天宝十五载、至德元载（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收复河北十余郡。六月，安禄山率部攻破潼关，生擒哥舒翰。至德二载（757年），李白五十七岁。正月，在永王军营，作组诗《永王东巡歌》抒发了建功报国情怀。永王擅自引兵东巡，导致征剿，兵败。李白在浔阳入狱。被宋若思、崔涣营救。成为宋若思的幕僚后，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终以参加永王东巡而被判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桐梓）。是年杜甫四十六岁，四月，从贼营逃出，谒肃宗于凤翔，授左拾遗。[10] 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史思明反。五月，肃宗罢张镐宰相，出为荆州大都督长史。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今河北省南部）。李白五十八岁。李白自浔阳出发，开始长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经西塞驿（今武昌县东），至江夏，访李邕故居，登黄鹤楼，眺望鹦鹉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峡。是年杜甫四十七岁，为华州司功参军。赋歌而终 李白《静夜思》 李白《静夜思》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后去世。关于李白之死，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总体可以概括为三种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种死法见诸《旧唐书》，说李白“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死法亦见诸其他正史或专家学者的考证之说。说当李光弼东镇临淮时，李白不顾61岁的高龄，闻讯前往请缨杀敌，希望在垂暮之年，为挽救国家危亡尽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当涂县令、唐代最有名的篆书家李阳冰处；而第三种死法则多见诸民间传说，极富浪漫色彩，说李白在当涂的江上饮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与诗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种死法，都因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还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成就编辑 播报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李白 李白(2张)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子夜秋歌》等。词赋 今传李白词大多出于《尊前集》，但由于《尊前集》本身的成书年代及真伪都成问题，故李白词的真伪也许仍会继续争论下去。按照词学界的一般看法，至少《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和《清平乐》的前四首，在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之前，应该据宋人的说法，看作李白的作品。不管李白是否有词作，“李白词”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这一名称代表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而这些词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倒是次要的事情了。就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坛上处于开山祖地位，这是词学家的共识。即便传世“李白词”确实全部是伪作并不属于词体，李白仍然是词体发展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这一环，就无法全面地说明词体的发展史。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11]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喜欢剑术。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一百零七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三次，“剑壁”一次，武器之“剑”犹有一百零三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一次、“吴钩”一次、“吴鸿”一次、“湛卢”一次、“干将”一次、“莫邪”一次、“青萍”两次、“秋莲”两次、“霜雪”两次、“匕首”三次、“龙泉”四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一百一十八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一次），分布在一百零六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多数士人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年）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李白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早发白帝城》等多首。[3]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25]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7] 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8] 仕官生活 白居易拱谒画像 白居易拱谒画像 [9]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08年任左拾遗，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10]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11] 贬谪江州 白居易半身像 白居易半身像 [12]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13] 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14]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任职苏杭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白居易 清代三十六诗仙图卷之白居易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15]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15]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15] 晚年去世 白居易石刻像 白居易石刻像 [16]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映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17]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18] 安逝洛阳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19] 主要成就编辑 播报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20]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21]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22]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23]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4]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5]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26] 个人作品编辑 播报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27] 作品书法 作品书法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28]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28] 诗歌理论 《琵琶行图》 《琵琶行图》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29]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30] 二败高俅时，公孙胜作法祭风，协助刘唐火烧官军战船。[1路过揭阳岭被催命判官李立用蒙汗药迷倒，得混江龙李俊、出洞蛟童威、翻江蜃童猛所救。因在路上打赏了使棍棒的病大虫薛永， [10] 宋江得罪了当地恶霸没遮拦穆弘、小遮拦穆春，二人追宋江等人。宋江等人逃跑时误上了船火儿张横的贼船，幸得李俊、童威、童猛三人及时来救，三人解释误会后，宋江在穆弘宅中与在揭阳岭遇上的人进行了小聚会。到达江州后，宋江广施人情，因此当地没有人不喜欢宋江。宋江在江州故意不给戴宗贿赂，引得戴宗坐不住亲自来找宋江。[11] 由此宋江得以认识戴宗，一天戴宗与宋江饮酒，恰逢黑旋风李逵在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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