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hierry Terret
1924年奥运会女性第一次参加击剑比赛
奥运会带来的社会创新当然是相对的，却也是实质性的，这尤其体现在女性参与方面。尽管1924年巴黎奥运会是最后一届女性不能参加田径比赛的奥运会，但她们参加了网球、击剑和游泳比赛，以及其他项目（帆船和艺术体操）（尽管不那么突出）。这些参与意义重大，因为她们当时仍被体育界坚决排斥着。
不过，有些创新是让步的结果。1921年6月2日至7日，洛桑大会与国际奥委会年会同时举行，国际奥委会讨论了众多事项，包括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IFs）和国家奥委会的关系。在此之前，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国家奥委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不稳定，在运动会和届会之间摇摆不定。顾拜旦就特别担心19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对奥林匹克运动施加控制，他设法阻止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但也不得不接受国际自行车联盟的倡议，设立一个常设办事处。两个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两个关键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领域也是巴黎组织者在组办1924年奥运会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与业余性有关。在当时，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运动日益职业化，这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们持续坚持的19世纪价值观格格不入。最终，奥委会决定业余性的问题将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决定，官方比赛规则也将首次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决定。
第二个问题涉及奥运项目，国际奥委会希望削减奥运项目，如取消自行车、足球、网球、帆船和射击，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则要求扩充奥运项目。最后，只有曲棍球、高尔夫球和射箭被删除，但有几个项目做了重大改动——马术体操和25.4公斤铅球被取消，女子300米蛙泳被400米取代，古典式摔跤的比赛项目从5个增加到6个，自由式摔跤从5个增加到7个，拳击从6个增加到8个等等。
巴黎奥运会的项目无疑是新颖的。首先增加了各种表演性项目——篮球、排球、棒球、笼球、艺术体操、巴斯克回力球、加拿大独木舟、法国拳击、法国拳击、格斗和其他侦察游戏，其中一些运动在未来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最重要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和组织者的要求中，1924年奥运会在战前运动会形式和现代运动会形式之间徘徊不定。
瑞士体操运动员Jean Gutweniger在鞍马项目上争夺银牌
橄榄球和足球自此开始了它们最后两次奥林匹克之旅（以当时的形式）——在争论业余体育的背景下，英国人对橄榄球的抵制和世界杯对足球的诱惑终究还是超过了奥运会组织者的野心。尽管有环法自行车赛的竞争，巴黎奥运会自行车比赛还是取得了成功。体操赛场上，教育体操的支持者与体育体操的支持者之间冲突最后一次上演。与此同时，击剑比赛已不仅仅是冠军与冠军之间的较量，意大利和法国的击剑手则尤其体现出两国击剑流派三个世纪以来的冲突。
摔跤和举重充分体现了涉及力量和男子气概的传统价值观，但不得不说，这些比赛在当时几乎也没有吸引到什么观众。从历史意义角度，拳击消失在奥运赛场后，重返安特卫普和巴黎奥运赛场，但这次业余比赛与大西洋彼岸的职业比赛相距甚远，后者吸引了拳击界和整个美国社会的想象。同样在巴黎，草地网球真的能与戴维斯杯相抗衡吗？显然不能，截止1988年，这是草地网球最后一次出现在奥运会项目上。顾拜旦所钟爱的马球运动在奥运会上的地位逐渐衰落，这体现在一场来自少数国家的精英球员的比赛中。
继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和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之后，此次奥运会有史以来第三次将绘画、建筑、雕塑、文学和音乐比赛纳入其中。而巴黎浓厚的艺术氛围，怪异的服饰风格，既体现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夙愿，又反映了时尚的新发展，而且凸显了巴黎是上流社会聚会地，是音乐和娱乐的核心地区，这些体现出巴黎作为举办地合情合理。当时，巴黎是让·科克托（Jean Cocteau）、科莱特（Colette）、保罗·莫朗（Paul Morant）和让·季洛杜（Jean Giraudoux）等人的精神家园。达达运动依然存在，一些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闪光人物，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罗伯特·德斯诺斯（Robert Desnos）、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等。虽然1924年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光之城 ”的光环更多是来自于其繁荣的文化氛围。此外，当时奥林匹克建筑和音乐比赛的参赛作品质量并不高，都不足以评出优胜者。
白鸽城体育场（Colombes stadium）将在100年后举办曲棍球比赛，并更名为伊芙庄园奥林匹克体育场（Yves-du-Manoir Stadium）
与1900年奥运会不同，1924年奥运会的组织者非常注重宣传。广播电台首次对奥运会进行了部分实况转播，记者埃德蒙·德霍尔特（Edmond Dehorter）在热气球上对比赛进行了评论，约724名记者得到了法国奥委会的认可。奥委会积极努力宣传奥运会，分发了数千份宣传册，发行了300万枚邮票和2万份由奥尔西（Orsi）和让·德鲁伊（Jean Droit）设计的两张奥运会海报。1900年，人们并没有真正想要把奥运会推广给更多观众，或在奥运会之前进行宣传；1924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预示着媒体对奥运会的报道越来越多，而巴黎2024年奥运会则更进一步。
至于这一宣传活动是否取得了成果，目前尚不清楚。当然，巴黎奥组委秘书长弗朗茨·赖歇尔（Frantz Reichel）在其评价中认为，奥运会取得了真正的成功，赛事吸引了约50万名观众。实际上，如果把足球和田径这两项最受欢迎的运动排除在外，付费观众人数仅达到17.5万人，如果考虑到所组织的赛事数量和500万张门票的印制量，这只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这一评价也应与1900年奥运会相比较。我们仍然不知道当时5000万左右的世博会参观者中，到底有多少观众观看了1900年奥运赛事。
在体育层面上，美国运动员的到来意味着奖牌大丰收，他们赢得了45枚金牌，远远超过芬兰（14枚）、法国（14枚）和英国（9枚）。除了未获邀请的德国之外，排名大体上证实了当时的体育水平的层次。通过与1900年奥运会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稳定性，虽然当时法国排在美国和英国之前，位居榜首，但在1900年，国际体育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冠军，而在1924年，英雄诞生了，或者说证明了他们的地位。历史将永远铭记以下人物的名字：最杰出的五次冠军获得者“芬兰飞人”帕沃·鲁米（Paavo Nurmi）；1981年《烈火战车》中永垂不朽的英国短跑运动员哈罗德·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好莱坞未来的泰山美国的约翰尼·韦斯默勒（Johnny Weissmuller）；“世界上最强壮的人”法国的夏尔·里古洛（Charles Rigoulot）；乌拉圭足球队；南斯拉夫体操天才莱昂·斯图凯利（Leon Stukelj）；美国网球运动员海伦·威尔斯（Helen Wills）等等。
1924年奥运会重塑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架构和政治基础（执行委员会、宪章等），巩固了大多主要协议要素，在赛事本身的组织和合法性上远超首届奥运会。尽管如此，1925年5月26日至6月4日举行的布拉格大会又决定出对国际奥委会的运作方式和未来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产生变革性影响的举措。亨利·德·巴耶-拉图尔接替顾拜旦担任主席、执行委员会的新影响、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之间的新动态、业余身份的定义、德国的回归、女子项目的扩大、对冬季奥运会的认可——这些问题在巴黎奥运会之后都得以确定或解决，为随后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框架。
因此，1924年奥运会标志着一种过渡而非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巴黎标志着“顾拜旦式奥运会”的结束。新阶段已经开始，在这个阶段，奥运会必须在竞争激烈的体育环境中应对职业化和国家主义这两大挑战，这反映在一些平行赛事的出现上，如1925年的“工人奥运会”、1922年由艾丽斯·米利亚特（Alice Milliat）创办的“世界女性运动会”、1924年8月在巴黎举行的听障运动会。这些活动分别用以应对三个问题，奥运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同谋、赛场上男性运动员的不公平占比、对更多弱势群体的承认不足。所有这些都是巴黎2024年奥运会有待解决的问题，即举办性别平等、包容、吸引全民运动的奥运会。
2024年巴黎奥运会希望突出21世纪的问题，如向更绿色的社会过渡和遗产
1924年巴黎奥运会在某种程度试图区别于1900年奥运会，同样2024年巴黎奥运会也着眼于更广泛的领域，与100年前的巴黎经历联系有限，而是尽可能突出21世纪的问题，涉及向绿色社会转型，对有形和无形遗产的追求，以及安全问题。当然，还有一些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城市饱和的情况下，人们希望利用现有的体育设施，甚至在某些赛事中重新使用白鸽城体育场和Tourelles游泳馆（后已更名）；持续推动创新；重视交流，尽管广播现在不如电视和社交媒体那么吸引人；就奥运会项目做出艰难的决定；联结体育与文化的雄心。此外，尽管2024年的奥运会将集中在两周内举行，但巴黎将通过举办地理上分散的赛事回溯其奥运历史，奥运会的影响范围将一直延伸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提亚普奥（Teahupo'o）海浪中。
来源：奥林匹克运动官方出版物
萨马兰奇纪念馆英文翻译：
朱琳（实习），刘骏臣（实习）
萨马兰奇纪念馆英文校稿：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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