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4年10月2日，国安罢赛引发了中国足球改革浪潮之后，媒体的、俱乐部的、中国足协的许多朋友都不止一次地问我：“中国足球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么热闹，怎么不见你写文章了？”我想，中国足球的这次危机，是自1992年之后最为严重的一次，但又是改革过程中的必然反应，既正常，又不正常，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要理清思路，还需多观察，想明白了再说，即使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观点，也别添乱。
改革的道理很简单
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推进起来不会一帆风顺，这是为我国20多年的改革实践所证实的。
但改革的道理却很简单。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说“不争论，这是我的发明，摸着石头过河，改错了，再改回来就是了。”到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为改革实践指出了更清晰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的道理就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对改革成功与否的评价依据更简单，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老百姓高兴不高兴，老百姓喜欢不喜欢。”
而中国足球改革到了今天，尤其是2004年，国奥队无缘雅典；女足0∶8现眼奥运；男足世界杯预选赛小组就失利；首年中超一片乱七八糟……使老百姓没法儿高兴，也没法儿喜欢。
其实足球职业化的道理就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尊重足球运动规律，从体制、机制、赛制三方面入手进行改革。在改革实践中，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情况，不能违反中国的法律法规。既要善于借助中国宏观改革的形式，又要研究足球中的具体问题。循序渐进、更新观念、营造环境、逐一解决、不断深化。
《人民日报》记者汪大昭提出中国足球界在改革中要大兴学习之风，我以为这很重要。既要学习足球运动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又要学习法律、法规、商务运作、公关包装等一系列知识；更要学习党和政府多项有关深化改革的政策、理论。尤其是改革的领导者、决策者，在学习上要首当其冲，这样才可能不断更新观念，否定自己，革故鼎新。中国足球改革在转型过程中，扎实、稳定地不断深化。
遗憾的是，中国足球协会的领导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之后，发起了一场大反思，自批判米卢、批判快乐足球以来，使中国足球发展的大环境，两年来急剧恶化，导致了2004年中国足球灾难的总爆发。
更加遗憾的是，从去年10月以来，在全国皆曰改革的大势之下，中国足协领导却在三个多月之内，翻云覆雨，出尔反尔，一手导演了对抗改革的“百日政变”。扰乱了人们的视听，使中国足球陷入停滞、倒退的危机之中。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剖析中国足协领导对抗改革，挑战改革的实质。
从态度上看：
“我一生都在维护国际足联的权利，为此得罪了许多人，但人们没看到我一户一户地去乞求，没有参与者，或者失去了参与者，权力等于零。我将权力交给布拉特时，仅仅叮嘱他一句话：千万不要伤了那些参与者的心，没有他们，我们什么都不是。”——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
在2004、2005交替之际，中国篮协和中国足协，分别在小汤山和香河召开了深化改革会议，让我们来看看两个会议的不同：
篮协会议：
参加者：中国篮协专职副主席、职能部门负责人、14家俱乐部的投资人、世界500强之法国蓝狮集团下属专业商务咨询公司——实力公关的代表。
会议内容：
1、CBA联赛的准入政策。
2、CBA联赛的商务开发模式、财务盈利模式和品牌管理模式。上述方案是中国篮协聘请国际上著名专家在中国经过一年半的调研制定出的中国职业篮球发展规划——北极星计划，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
3、篮协职业化改革基调：球迷是核心，媒体是关键，投资人、赞助商是上帝。
4、改革步骤：北极星计划分三阶段实施，一直延续到2015年。这些举措均体现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务实精神和科学态度，将篮协改革纳入了专业化管理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轨道。中国篮协并不参与商务运作和市场开发，只在宏观上进行管理协调。开发、包装、商务运作全部交给专家去做，真正实现了管、办分离。
再看看中国足协的深化改革会议：
参加人：地方体育局和地方足协的领导。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这些都是中国足球协会执委，而职业足球的主体俱乐部的代表却在改革11年来都没有代表资格，没有表决权和被表决权，也没有发言权。
全部投资人均被拒之门外，听任计划经济时代、专业足球的代表去宰割职业化的成果——这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慕尼黑。
会议内容：
内容 1、阎主席代表中国足协推卸责任：
2004年中超的问题是假、赌、黑、乱使环境恶化。
是俱乐部投资人索要中超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严重损害了中国足球的形象和公信力。
以上两个祸根是俱乐部、球员的。
中国足球职业化社会基础条件太差，缺乏职业化的思想、理论、组织、政策和人才准备，这个罪过是社会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一切责任找到了根本——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
是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对足球事业的关注和管理明显弱化。政府也逃不了干系。至此，中国足协已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
内容2：阎世铎宣读关于为建立公信足球、和谐足球，要坚持5个原则，深化6项体制改革的方案。
目的只有一个：把职业足球从市场上拉回去，退回到政府管、政府办的专业足球去，但不讲理的是我办我管还请你花钱，投资人必须承担起这个社会义务和责任。
内容3：提出了3套赛制改革方案。其南北分区的赛制甚至连执委们都集体否定了，可依然拿到改革方案中，并极力说服总局批准。
至此，中国足协完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择清了责任，岸然了道貌，达到了重新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涅般（木）。
整个会议的人员构成是官本位行政体制下的行政官员。应当指出，足球职业化改革11年来，是中国足协没有在改革中摆好人家的位置。在中国足协面临危机时，又把人家拉过来结成对抗改革的土围子，把骂找到人家身上不说，还得替中国足协当抹布。前者要担上管理不力的责任，后者还得替中国足协当收容所——一旦属地的俱乐部退出了，破产了，你们还得扛着。冤不冤呢！
所谓深化改革的会议内容，被阎世铎变成了夺权与反夺权的阶级斗争，其实自去年10月2日起，压根儿就没人提出夺中国足协的权，或踢开足协闹革命，只不过投资人及媒体就过去11年，特别是中超元年联赛的“四权”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写出了踢开足协闹革命的话，但绝不是大多数媒体和投资人说的。
心里怀着失去权力的恐惧，所以所谓的改革内容就变成了反夺权，而且夺得特彻底，所谓“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是中国足协不容剥夺的法定权利，根本无需讨论。”可谓斩钉截铁。那么按照责、权、利的法定原则，既然所有权力归足协，那么中国足球所出现的所有问题，其责任也应由中国足协全部承担，起码中国足球环境恶化的根本责任应由中国足协承担，这没什么可说的。那你又为何百般推诿呢？你推不掉的。
阎世铎的方案中，反复强调管理权。前边讲了俱乐部投资人只能对自己的俱乐部享有四权，后面又要地方政府、地方足协连俱乐部也管起来。
前面说“地方足协既是地方体育行政部门授权管理本辖区足球工作的管理部门，又是中国足协管理全国足球工作的体制延伸。”后面又说“中国足协是管理者，中超委员会和地方足协是承办者，而俱乐部只是参与者。”地方足协到底是管，还是办？这都颠三倒四地没弄清楚，还愣说中国足协是全国第一个完成管、办分离的。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思维混乱。把恢复旧制、扼杀一切积极因素愣能说成是深化体制改革；把官本位足球、大权独揽的专业足球愣能说成是管、办分离。这种概念的偷换，连一丁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再看赛制改革，阎头当政4年，赛制变了三次，毁了甲A，又要毁中超。只要能达到极权管治的目的，对中国足球可以任意蹂躏，这叫改革？
从法理上看：
“足球发展到今天，已经不能定义为一种公益事业，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强化和完善它的职业体系和功能。反过来，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的职业足球，公益目标本身也就失去了保障……”——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
阎世铎说：“足球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是为社会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服务的，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公益事业（国际足联也是这样提出的）。”我不知道国际足联是否如是说，反正阿维兰热先生不是这么说的。
有一点很清楚，阎先生所言的公益事业指的是足球，而不是职业足球。当足球进入市场，开始职业化进程之后，足球便是一项产业，而职业联赛便成了一项产品，尽管它本身具有愉悦大众的公益作用，有精神文明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但它的属性就是产业而不是公益事业。
按阎先生的定位，从事职业足球投资的人必须认识到他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当有了盈利时，也应用于发展足球事业。既然中国足协手握着发展足球事业的所有权利，因此职业足球的盈利就该归足协所有，而投资人只能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是哪家的道理？
阎先生在对抗改革的这百日复辟过程中，始终如护法尊神一样，高举着《体育法》和国际足联的行规，把一切其它法规拒之门外。
《体育法》是1992年提交草案，1995年由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当时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刚刚开始一年，《体育法》中完全没有涉及职业体育这一内容。对于10年后发生的事情，如何运用法律解释，应当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求分析一件事物时，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事物放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分析。受党教育多年的阎先生，又是政策法规司出身，不会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吧。
《体育法》从法理上看，从法律援助效果看，严格地说，它都不能称其为法。政法大学中国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马先生这样评价《体育法》。而参与制定《体育法》的当时的国家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法》充其量就是为体育界的领导行使管理权，给了一个依据而已。因为它只对权力行使人给予法律援助，而对其他人没有，这首先就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中国发改委的法规明确规定：谁投资，谁决策。《公司法》、《企业法》等法规都明确规定：“谁投资、谁受益。”
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依据《公司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是完全正当的。绝不是什么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没利不干的唯利主义。也不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骂就骂、想闹就闹的自由主义、违法违纪无所顾忌。
从法理上讲，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体育法》属于下法；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司法》属上法。若二者出现冲突时，下法必须服从上法。
阎先生总把中国国情挂在嘴上。国际足联章程规定初始权力归会员国足协所有。但其足协必须是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非盈利性的民间社团。中国足协的一拨人马两块牌子明显不符合国际足联的章程。但被阎先生的一句这是中国国情，便把它合理化了。
请记住《公司法》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大法。投资人以此法维权时，阎先生怎就容不了这地地道道的中国国情、地地道道的中国法律了呢？
从事实上看，自1994年开始，政府、体委（现叫总局）便不再往足球上投一分钱。职业足球联赛，甲A也好，中超也罢，完全是靠投资人和赞助商来维持与发展的。甭管投资人的素质高低，也甭管投资人是否是关联关系的代表，但甲级俱乐部一年五六千万的投入，十年来几个亿的投入总是事实吧。
中国足协用人家的资金交给福特宝去商务运作，多年来业绩不佳。2004年中国足协一分不投的情况下，竟收入2000多万元，而投资的俱乐部却仅分得区区300万元。讲理不讲理？别说这么大个足球产业了，就算几个大妈攒个互助会，让一个人管着，其他人也有权问问吧。当投资人要求财务公开时，阎先生居然表示：你们查足协的账，足协要查你俱乐部的账。
你凭什么呀！俱乐部是什么？按中超章程规定，俱乐部是股份有限公司，账目是企业机密。无法律授权，你无权查人家。而你足协拿着人家俱乐部的资金、资源在经营，人家当然有权要求账目公开。而你足协又没把自己的资源、资金委托给俱乐部经营，凭什么查人家。基本法理都不懂，你当是小孩子打架呢！
职业足球既然进入了市场，成为一项产业。就必须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中国职业足球的商务运作机制改革，就该按照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才对。
按照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市场经济是要追求利润的，但有一个原则，即你追求利润时，不能影响社会利益，更不能剥夺他人利益。这叫市场经济。
正是中国足协用公益事业的定位，无限制地强化自己的行政权力，要求投资人只记住自己该承担的社会义务和责任。让人家风险共担，自己是风险不担，而且用手中的权利剥夺他人的利益。既视投资人的权益于无物，还要把中国足球出现的所有问题、责任推给人家。既不与时俱进，专一实行强权管制，又蔑视国家法津。
就这样，阎主席还责问投资人说：“你们也是受党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你们还有良心吗？”那么，我们也和风细雨地请反问你一下自己，还有良心吗？
到底谁在违法乱纪。说人家唯利是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是您把人家放到了参与者的地位吗？不是你说的，你们想走就走，决不强求吗？这时候又凭什么数叨人家。当投资人俱乐部发不出工资，难以为继时，中国足协除了发发警告之外，又为人家做了什么？反省过自己因商务运作无能，使电视转播权缺失给俱乐部带来的困难吗？
这种客观境况，把投资人挤兑得如郑板桥的一首词中说的那样：“单寒古象难更，晟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如此无视投资人的例子从未见过。人家是把投资人、赞助商当上帝，中国足协把人家当孙子。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负，又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前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先生一再提醒说：“足球参与体提出的任何动议都应当受到基本的尊重，至少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接受或不接受的理由，足球参与群体和个体的异议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作为组织机构必须引起重视，盲目压制和否认都是缺乏职业的表现。”
听听老人的语重心长，再看看中国足协是怎么做的。假装肯定，虚与委蛇，而后不理不睬，暗中积聚力量，最后反击，全盘否定。整个一个“退却、僵持、大反击”的战略，看来《论持久战》学得不错。可惜用错了对象，用错了地方假如说阎先生所言所行也叫改革，那谁都能当足协主席，改不好还改不坏吗？往前走不动，还不会往后出溜吗？
从品质和能力上看：
陈云同志曾告诫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说：“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而中国足协的领导则正好相反，“不为实，只为上、只为书。”
老阎是个有福之人，刚到任足协不久，就捡了个世界杯出线的大便宜。本来，中国足球可以借此东风再推进一块。不料，足协领导却毫无根据地对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中国队提出了“进一球、拿一分、胜一场”的要求。丑媳妇头一遭见公婆，本来紧张，踢不出名堂也属正常。但有了那个混帐要求，本来发挥得还算过得去的中国队，一下子变成了罪人。于是阎头秉承总局的意见，发起了一场反科学的足球大反思。
米卢的快乐足球成了靶子。一些食洋不化的人声色俱厉道：“足球怎么能快乐呢？没有痛苦的训练，光快乐能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吗？”这纯属歪批三国。人家米卢的快乐足球原意是看你对从事足球运动的态度，应当快乐地去对待职业，充分让自己感受到其中的快乐，才可能使兴致更高，领悟更快。并通过你的努力使观众得到快乐。人家并没说训练不刻苦。
可只会念经的一班人，整天把“三从一大”搁在嘴头上，不是领会原则，而是原样照搬。使刚刚领悟到足球运动训练特质的球员们，又回到了过去。每天重复着排球运动的有氧耐力训练，忽视足球、篮球比赛的特殊要求，要求大量的无氧状态强化训练，目的是练力量和爆发力。这是足、篮球区别排球的特点。
结果三从一大练伤了国奥、练伤了女篮、练伤了女足。雅典奥运会前中国女篮请来的法国著名体能教练盖当，甚至不敢待在队里。他认为女篮的训练是摧残和犯罪，女篮12名主力中9人有伤，都是练伤的。
而国奥队主力后卫杜威，甚至一场没打，因为骨折了，也是练的。袁头可能不懂足球运动规律，但足协的杨副主席是足球博士生导师，他不该不懂吧。但他为了取悦领导，明知不科学，愣督着祥福往死了练国奥小将。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要不然杨副主席那博士生导师的资格就是考试做弊得来的。
结果是毁了女足的名声，毁了国奥的好材料，耽误了国家队的前程。
要是韩日世界杯中国足协领导不做那没影的梦，甲A联赛本可以借风热起来。但阎头心血来潮，非要搞自己的政绩工程，把甲A改叫中超了。
本来在职业化改革中，搞技术的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踏踏实实搞好训练，一步一个脚印地把联赛搞好。搞赛制的推出一个科学、稳定的赛制，以甲A联赛当先，再把各年龄段的联赛稳定下来，让大家循章见制地进行下去。
搞足球市场开发的、商务运作的，就该审慎、科学地调研，聘请专业人士，把甲A的商务开发从商品运作到资源整合；从资本运作到概念炒做，一步步地开发出来，有个可持续的战略步骤，为青少年培养打好基础，这是正经差事。
可中国足协的领导，却偏偏喜欢务虚，一天到晚胡出主意，拍脑门的事儿没完没了。只想着什么都要，就是不会舍弃什么。青年的、少年的、亚洲的、世界的，没一样不急功近利。把联赛冲得七零八落，什么成绩也没得着，老头儿剥蒜——两耽误。
越无功而返，越急功近利；越急功近利，越拿联赛不当回事儿，成了恶性循环，四年三变，最终甲A的品牌就这么随随便便扔掉了。中超的概念被糟践了，中国的足球环境搞乱了。
再看市场开发、商务运作。把权力看得比事业重的足协领导，肥水不流外人田，非把这么专业的事儿，这么大个买卖交给自己的子公司福特宝。那年国家队经营权公开招标，法国的SPORTS FIVE公司，开出一年450万美元，每年为中国培训60名青少年选手，由法国著名教练雅凯执教。提出了本土化、国际化、青年化的理念，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机会，不知足协哪位领导一拍脑门儿——招标无效，还是交给福特宝干吧！气得法国公司那位经理在下边骂：世界上绝不会有比这更糟糕的协会！
和百事可乐签了联赛冠名赞助，却因与央视转播的问题起了纠纷，6场央视没转，违了约，第二年百事就撤资了。
2002世界杯中文网站的事儿，先给了搜狐，又许给新浪。搜狐不干了，但总局领导许了新浪，还不管先来后到。足协领导只能对不起搜狐，不能对不起上级。就这样反反复复，无信无义，使中国足协的名声严重受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给中国足球脸上也抹了黑。
阎头所谓俱乐部、媒体肆意诋毁中国足协，使公信力降低的说法，正好说反了。抵毁中国足协，给中国足球抹黑的正是足协自己。
结论
尽管4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中国足协的领导能力低下，观念滞后，概念混乱，踏不下心来干实事，静不下心来学习充实。一心要搞政绩，一心要走捷径，聪明反被聪明误。搞坏了环境、搞乱了赛制、搞死了体制、搞僵了机制，商务开发不利、足球水平降低。就凭这，年终述职，五大主席人人合格。不仅如此，还要文过饰非、推诿责任，指责别人。
有人猜测，老阎之所以有最后的疯狂，是有总局的领导支持。我们要说，甭管是谁支持，也是错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综上所述，这几年中国足球改革实际上早就停止了，近几个月更是明目张胆地开倒车。藐视法律、挑战改革、谁支持也不行。
人们要问：为什么开倒车的人还这么理直气壮？其实道理很简单。中国的改革如今已进入到机构创新、体制创新的阶段，领导改革的人，既是改革的动力，同时又是改革的对象。因为你是协会的领导，权力独揽的人，改革改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错误、你的失误、你的不思进取。
改革改到自己头上，自然难以接受。在个人利益面前，个人脸面面前，什么三个代表、什么与时俱进，什么开拓进取全然甩到脑后了。惯于颐指气使指责别人的官，绝不可能否定自己。因为他是当官的，不是干事的。他的全部精力只有维权保官，没功夫踏踏实实干事。
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一心一意图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可中国足协这两年里是将足球政治化，吓唬别人；将改革玄学化，糊弄上级；
从虚到虚，云山雾罩，不断抖机灵，好象没闲着，全是做给别人看的。虚责全负，实事不担，色厉内荏，掩饰无能。开着改革的倒车，还要打着改革的旗子。
如果总局领导真想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只有一招，就是彻底改组中国足协领导班子，选贤任能，重新开始，中国足球环境就稳定了。
说你不白说你。再重复一下建设性意见：中国职业足球深化改革，要依托两上规律，即：市场经济规律、足球运动规律。从三个方面入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联赛赛制。管理体制要民主化，运行机制要市场化，联赛赛制要稳定化。法治化，市场化，民主化，是提高中国足协执政能力的三大法宝。不必过分强调权力归属；因为本来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要是自下而上那就叫革命了。在中国足协领导之下稳步推进改革，这早已是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领导要有既当改革动力，又要当改革的对象的思想准备。不能改别人理直气壮，改到自己头上就奋起反击，文过饰非，诿过于人。既然大家都是为发展中国足球，说的错谁改，改到谁算谁。得有点林则徐所说的那种风度、境界：“苟利国家生死己，岂容祸福避趋之”。
诚若此，则改革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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