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有的，武术的地位何时确立，民国时武林概貌如何，本文钩沉旧事，为读者解开谜团。

　　文 胡源 图 CFP

　　要以武术为代表的“土体育”，还是来自西方的“洋体育”？在民族意识崛起的1920年-1930年间，武术既关乎体育问题，也关乎政治和民族自尊心。>>>你对民国时期的武术感兴趣吗？

　　“土派”有“中国之击剑、枪术、弓法、骑法等为最佳运动”（《教育杂志》）；“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马宏《中华新武术•发起总说》）的信心。“洋派“则指责中国武术““即乏教育价值，又不符合生理的需要”（麦克乐，C.H.McCloy，美国人，人体生理学、实用解剖学及统计学专家，持自然主义体育观点，1915年来华，出任多所大学体育系主任），武术的有些动作“两臂经常作曲式，胸部哪里还有扩张的机会，时时使肺部下压，弄得全身肌肉都像僵块”（庞醒跃，《参观全国武术大会之我见》，东亚体育专门学校校刊）。

　　1932年，中国代表队首战洛杉矶奥运会失利——被国人寄予厚望的短跑选手刘长春未能取得决赛权，提倡武术之势头高涨。

　　《大公报》的社论呼吁“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安于做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今后国民体育问题》，1932年8月7日）。“体育方针应普及化、平均化、实用化，不能只求养成若干优秀选手炫耀于国外，今后的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整理制订国术教材，颁布全国。”（《与全国体育会议商榷》，1932年8月17日）

　　社论中的国术即武术。1927年底李景林、王子平、庞玉森、高振东、马英图、柳印虎等人在南京创建了武术研究所，并向中央申请获准把“武术”改为“国术”，使之与国旗、国画、国徽齐名。武术的地位由此骤升。从当时武术的普及程度来看，或许称之为“国术”并不夸张。

　　1915年4月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培养成之”。1918年10月，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又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在1912年-1918年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主要是源自德国和日本的“兵士体操”，武术和“兵士体操”的这次此长彼消，也被列入武术史，称为“兵操存费”问题。

　　1917年，武术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体育科中位列术科课程的之首，课程包括拳术、柔术两部分，拳术每周授课5小时，其中3小时为外功拳（单拳对手、矮步及各种实用方法），2小时为内攻拳（主要是太极拳和推手）；柔术的周授课时间也是5小时，内容是摔跤和柔道。

　　根据1924年，北京体育研究社对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广东等40所中学以上学校的调查，发现其中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占52.5%，作为课外活动的占22.5%。

　　1927年，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隶属政府的武术机构。1928年3月，武术研究所得到当时行政院的支持，改组为中央国术馆。

　　国术馆的业务机构按照拳种门派分为少林门和武当门。太极拳、八卦掌和形意拳属于武当门；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

　　两门组成后，各自为政，互相攻击，矛盾不断升级，并由此提出比武较量，以试高低。比赛当天，少林门长王子平与武当门长高振东一上场，便开始激烈对攻，各不相让，越战越勇，角逐十几个回合，难解难分，大有不获全胜誓不罢休之势。裁判员及时叫停，稍微缓解了双方的敌对情绪。接下去第二场的两门对决——马裕甫对柳印虎，因担心流血事件发生而取消。馆长张之江由此决定改制，取消分门体制，废少林、武当两门的设置，采用理事会、教务处、审编处和总务处（所谓“一会三处”）的组织建制机构。

　　武术流派起源于旧时习武的言传身教，父子相承，轻易不传外姓，早期形成的武术流派大多是以习武家族的姓名命名。比如明代的俞公棍、杨家枪、沙家枪、六步拳、宋太祖三十二式长拳。明清时代的的武术流派分为三类，一是以拳种划分，即每个拳种是一个流派。如少林拳、太极拳、形意拳、南拳。二是以地域划分，有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长江流域武术、黄河流域武术和珠江流域的武术。三是以技术特点划分，诸如内家、外加之说或者是长拳与短打等。

　　相对于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国术馆，1910年，在上海黄家宅附近的旧式平房里开班招生的“精武体育会”（时称“精武体操学校”）似乎贴近民间。而实际上，在一个以“保种保国”为要务的时代里，政要对武术相当关注，1919年，民间的“精武体育会”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孙中山为它题词“尚武精神”。据统计1919年-1928年间，国民党旅长以上军官中有相当数量的有习武传统，而当时的学者、政要中也有不少武术爱好者。

　　学校，官方或民间的武术会社亟需教员，武师们由此进入公共视野，将形意拳、八卦掌和太极拳融为“孙氏太极拳”的孙禄堂曾在南洋公学任教。南洋公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在民国期间曾经聘请多名寺院高僧，民间拳师——刘震南、李存义、刘世杰、孙禄堂和李景材，教授蛤蟆功、形意功、白水功、心意六合门拳法。

　　至今为媒体所传说的“大侠”纷纷诞生。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几位大侠的成长过程，找出民国的大侠们的共性。

　　第一位是“精武体育会”的总教习霍元甲。霍元甲祖籍河北东光县，世居静海小南村（天津西郊付村公社），出身镖师家庭。秉承霍家家学，通秘踪艺，并旁参各派。1890年，霍元甲与河南拳师杜某比武并获胜，在乡镇上扬名。1895年后，遭天津黑社会围攻，霍元甲用扁担打走了十余个持械者，又因单肩担走千斤药，一脚踢开青石碾子，被时人称为“霍大力士”。

　　1901年，霍氏曾有过一次与外国大力士对阵的经历——据传双方并没有实际交手，霍氏吓跑了外国大力士。因此当西洋大力士在上海扬言打遍“东亚病夫”的时候，上海的爱国人士想到了霍元甲。1909年，同盟会的骨干农劲荪和陈英士邀请霍元甲出山。

　　1909年上半年，霍元甲应邀抵达上海，和西洋大力士约定比武。比赛时间是当年6月下旬的某天下午，霍元甲准时到场，他的对手奥皮音却因赴南洋演出而缺席。奥皮音是英国人，职业大概属于签约演员，此前他一直在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表演举重、健美，每次20分钟。比赛因此推迟到第二年3月，而奥皮音又因去汉口演出而爽约。

　　与霍元甲及其弟子真正交手的是日本武士，比武的结果是霍氏师徒胜出，并因此名声大振。

　　第二位王子平，系河北沧州人，近代弹腿名家。1918年，北平的《晨报》报道了王子平与俄国大力士康泰尔的决斗： “所谓俄国大力士康泰尔日前发出广告，在中央公园万国赛武大会，原定十四、十五、十六赛演三天，乃仅一天即止。昨日有人前往观赛，竟闻无人，探其原因，前日赛演之时，最初有中国武士多人登台献技，观者皆甚满意；其后俄国大力士登台献技，忽有数名中国人登台，将外国力士号称过万斤或数千斤之铁球等物举起轮流舞弄，大有举重若轻之态，于是相与一笑而散⋯⋯最后，竟有一中国武士手推康力士扑地，于是康等大败，愧怍万状，抱头窜去，昨日遂不敢再登台矣。”

　　与康泰尔决斗时，王子平在北洋政府中任武术教习，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他被聘请为少林门门长。

　　另一位与王子平并称“沧州二杰”的佟忠义，当过镖师、清末禁军的武术教官，民国后任上海国术馆少林门的教务主任。1925年，佟忠义在上海虹口参加打擂，吓跑了一个日本柔道家。

　　霍氏、王氏和佟氏都出身武术世家，霍氏出身镖师家庭，而佟氏曾以保镖为业。霍氏做过药店老板，王氏是上海八大伤科医师之一。他们三人的主要狭义行为都是在擂台上打败外国力士。类似的大侠还有浙江的何长海，他在1935年，打败了在杭州演武的俄国大力士马嘉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国的大侠们的个性并不鲜明，他们更像是一幅为民族自尊心而打擂的群像。

　　尽管武术的内容——搏击和器械的历史被上溯到远古——“锦绳”的鼻祖被认为是丁村人使用的“绊兽索”。但“武术”的概念是直到民国才正式提出的。

　　第一版的武术概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方案》将武术称为国术，认为它是为我国民族固有的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防身自卫技能，另一方面可以锻炼体格之工具。1943年的第二版概念为：所谓民族之传统体育者，即我国固有之武术也⋯⋯不独在运动上具有相当之价值，且对于自卫上有显著之功效。”（《中国国术馆成十五周年纪念宣言》）。

　　1961年版的概念又说：“武术是以拳术、器械套路和有关的锻炼方法所组成的民族形式体育。”（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人民体育出版社）

　　在第一版概念中，自卫是武术的第一功能；在第二版概念中，运动价值第一，自卫价值第二；在1961年版的概念中，自卫的价值消失了，武术完全蜕变为锻炼方法和民族体育。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华新武术》教材一套四科，分为率角、拳角、棍术和剑术。这套教材在创编的过程中吸收了各门派武术的最基本方法。各科在教学步骤上，由基本教练、连贯教练、对手教练和连贯对手教练四部分组成。

　　如拳脚科，先习马步等24发，名曰基本教练。然后将24发按普通拳脚术连成一气，定名曰连贯教练。在基本教练的24发中，选择能作二人对手着，定名曰对手教练。将对手教练连为一气，二人对操，曰连贯对手教练。在操练中采用数字口令——类似于现在的八拍口令，领操的喊出数字，做操的做出动作。1917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决议：“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的正式体操。”

　　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的第一届国术国考设有散手、短兵、长兵、摔跤等击打项目，但规定参赛者必须要刀、枪、剑、棍、拳，及格，才能参加击打项目。1957年，拳术和器械被国家体委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而散手直到1979年才开始在浙江、北京、武汉的体育学院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