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体育讯 足球运动在英国发展的速度，远高于英格兰足总这个新生机构的管理能力。足总不得不尽快组建一系列区域性管理机构，来负责管理和协调各地区足球发展状况。于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系列的半自治郡县足总出现，遍布在整个英格兰地区。这些地区足总负责登记该地区所有球队和比赛，进行监督管理，同时还要委派一名代表，进入到总部在伦敦的英格兰足总，参与足总所有政策制订的立法过程。这就是英格兰足总理事会，the FA Council。

　　直到今天，英格兰足总理事会，仍然保持了足球起步和发展初阶段的架构，93个足总理事代表，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足球管理机构的立法者。这些人只所以能获取如此尊贵代表地位，更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足球管理行业内的资历和服务年限，未必是因为他们有多少出色的足球经历。对于足球的业余性要求，在这个管理机构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不论是公学学生所代表的贵族化业余体育风格，还是绅士阶层始终强调的体育非商业化属性。这种业余化特色，百余年来难以消除，今天的足总理事会里，英国陆军、皇家空军和海军都各有一个代表席位，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各有一个席位，尽管这些业余足球管理者，和以英超为代表的职业联赛之间，几乎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哪怕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孤悬海外的英联邦国家，也在英格兰足总理事会上有一席之地，他们是作为“不列颠联邦代表”。

　　真正能影响足总决策权的，肯定不再是这些业余足球的代表，因为职业化足球在百年前已经成为了这项运动的主流。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始终都在足总争取着最大话语权。职业俱乐部，为最好的球员支付最高的薪水，不过这些俱乐部的起源，也是来自英格兰北部。当大量俱乐部风起云涌地出现，俱乐部之间马上为了争夺球员、观众和市场，开始了十分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只能促使这项运动迅速走向职业化。在英格兰南部，由于绅士阶层的势力更为庞大，职业化进程略慢一些。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北方俱乐部为球员支付额外报酬的传闻越来越多，一种突出的现象就是许多苏格兰人突然出现在英格兰工业区，名义上是兰开谢郡各个棉纺作坊或者煤矿的新雇工，实际上却成为了许多俱乐部的重要球员，例如最早的布莱克本就是如此。苏格兰球员的技艺，在那个时代甚至要领先于英格兰球员，因此能踢球的苏格兰人格外抢手。给他们一个棉纺工人、矿工或铁路工人身份，实际上主要为不同俱乐部踢球，是隐性职业化足球的迹象。

　　英格兰足总对职业化趋势历来是极为反感的，1882年，足总通过了一项决议，只要发现任何俱乐部为球员支付任何形式的报酬，都将要把这个俱乐部清除出足总序列。然而桌面下的现金交易仍在进行，还愈演愈烈。1883年，阿克林顿俱乐部因为为球员付报酬而被禁赛。1884年，厄普顿公园俱乐部在一场足总杯比赛后，指责普莱斯顿给球员支付报酬，当时的普莱斯顿俱乐部主教练萨德尔少校居然毫无顾忌地承认他们付钱给球员，这种姿态令足总火冒三丈。

　　萨德尔有恃无恐，他直率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打动了足总不少官员。他说任何想和当时最强大的布莱克本保持竞争关系的俱乐部，就必须要为球员支付报酬，因为布莱克本就是这么做的。同时萨德尔对足总那些属于社会上层的立法者说，现在的业余化足球体制存在很大问题，尤其对劳工阶层不利，因为一个劳工参加足球比赛，就势必意味着他要牺牲掉部分赚钱糊口的工作时间，假如他踢球的时间得不到报酬的话，那么这样的劳工生活将更加艰苦。

　　足总内部还在为职业化敏感话题进行着争论，不少理事仍然强调说职业化违反了体育精神，然而俱乐部已经一家又一家地加入到了职业化行列，如果足总不承认既成事实，这些俱乐部将在1884年宣布独立，重组自己的机构。英格兰足总遇到了创立以后的第一个严峻挑战，要不妥协，要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俱乐部从自己管理体系中消失。绅士们讨论来去的结果，只可能是妥协。很大意义上，妥协是一种民主讨论的结果，却也是邱吉尔所言，“民主是一种笨办法”。当一群逐渐脱离了足球发展状况，仍然保持着过时思维模式的人，把持着足球管理机构大局时，遇上来自市场的新挑战，他们只能选择妥协。

　　对职业化挑战做出的妥协，是英格兰足总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决定，也是一个十分被动的决定。类似的决定，在此后百余年现代足球发展历史上几次出现，最近的一次，自然就是对英超独立的妥协，一次更为彻底被动的妥协。

　　1885年，在伦敦舰队街安德顿斯饭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英格兰足总接受了足球职业化的现实。绅士管理者们知道，让俱乐部名正言顺地为球员支付薪酬，比禁止职业化现实，变相逼迫俱乐部在薪酬问题上进行暗箱操作要更为明智。只是这次妥协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护俱乐部过分的走向商业化道路，足总自视为这项美丽运动的保护者，他们的义务就是要让这项运动尽量少地为职业化、商业化所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