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斗士批足协袁伟民不作为 中国体坛风气太差

　　“体育在异化和变味，期待‘后奥运时代’的中国体育能健康发展”

　　观察记者：作为一名老体育工作者，你对中国体育当前状况有何评价？

　　陈培德：我对中国体育当前的状况充满担忧，我觉得中国体育界正在被异化，已经变味。公益性的体育越来越功利化；更严重的是，由此带来了本该公平、公正的体育天平正在向邪恶倾斜，快乐的体育变得让人生气。从奥运会的金牌数来讲，中国体育确实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但近年来如九届、十届、十一届的全国运动会爆出的种种“怪事”、“奇事”、“雷人事”等丑闻，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体育界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所以，我曾经提出过，现在还是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体制和状况，全运会干脆取消算了。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全运会比赛，现在看来，利越来越少，弊越来越多。主要是太功利了，全运会变成了名利的追逐场，很多假冒伪劣的东西都出现在里面。兴奋剂、改年龄、假球、黑哨，充斥着整个体育界。这不仅仅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也是对年轻人极坏的示范，并破坏了诚信、公平等人类美好的价值取向。

　　而且，每届比赛的举办地，攀比之风越来越厉害，花费的钱也越来越多。这些钱为什么不能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呢？其实现在，无论是观众还是媒体，对全运会的关注，对金牌的关注，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

　　观察记者：您认为中国体育主要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培德：集中存在于我们以“举国体制”发展竞技体育的体制弊端上。

　　我们国家在建国之初就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工作宗旨。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理论上还是这个宗旨，但实际上却本末倒置，不是以全民健身为重点，而是以竞技体育为重点，以夺取金牌为目标，体育财政的绝大多数投入到了占人口比重极少的运动员身上，目的是让他们“为国争光”。

　　国家在竞技体育上投入很大，运动员是从小被挑选的，从小开始一切费用由财政包下来培养。他们的时间、精力也全部用在了训练和比赛上。竞技体育推行“举国体制”的结果是，“为国争光”了，全民体育却被忽视了。所以，虽然中国在世界体坛上金牌有一大把，但像中国人这样的体质，目前与我们的国力水平是很不相称的。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排在了世界的第三位，但我们的国民体质怎样？运动会上，我们的学生在操场上稍微多站一会儿，就会晕倒。我们的经济总量和国民的身体素质，没有成正比例。

　　所以说，“金牌至上”的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冲突已经越来越突出。“举国体制”要坚持，但更要改造和完善。要转过来用“举国体制”搞全民体育，把全民体育牢牢抓在政府手里，把竞技体育交给市场。

　　而且，在现行的专业队体制下，运动员最大的牺牲，就是失去同龄人应有的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成名的运动员可以以小学、初中的实际文化程度保送上大学，成为“运动员大学生”，但这些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仍然是不高的，因此才会有奥运会金牌运动员退役后当澡堂擦背工的事发生。而因为长期的艰苦训练，成功的运动员中常常出现“大将成名遍体伤”的惨淡局面，更多的没有成绩的运动员，则更难被社会所接受，可谓“一将成名万骨枯”。

　　所以中国对运动员的培养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像NBA那样，运动员本身就是大学生。国际上的竞技运动员，都是自发的，业余的，从训练到路费，都是自己出资的。中国也应该让“运动员大学生”变为“大学生运动员”，改革运动员训练体制，废除专业队，走业余化和职业化的路子。

　　还有，除了财政投入的代价和运动员的代价太大，且全民的体育素质低下以外，中国体坛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风气被搞坏了。

　　长期以来，从上到下，中国体育走的是以金牌论英雄、用金牌数量去展现综合国力、体现中国人的能力，以此衡量体育项目和相关人员的存在价值，甚至是衡量体育官员升迁的重要的政绩标准，并与运动员、教练员、管理员的工资、奖金、住房、职称、职务等全方位挂钩的“畸形之路”。当然，多多少少会有人，尤其是一些为官者，不会认同我的这一说法。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它是客观存在。

　　国家的体育政策如此，地方上自然也出现“为省争光”、“为地方领导争官”的全运会最高目标。拿到的金牌愈多，显示各省市的综合实力愈强，也意味着当地体育官员的政绩越好，将来升官的机会大增，各个体育项目才能获得更多经费。在此情况下，全运会变相成了各省市及体育官员展示实力和政绩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于是，在没有绝对把握赢得比赛时，从体育官员到教练、运动员，自然会不择手段，不惜扭曲竞赛的规则、践踏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玷污运动员的职业操守。这方面，足球的问题是个缩影。所以，这些年体坛腐败始终消除不了，根子就在我们现行的体育体制。

　　我建议在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不能再将金牌看得那么重了，要逐步把重点转到群众体育上来。这样，才能真正使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