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大郅回顾：接机人选难敲定 媒体把风声走漏

　　风声走漏

　　在处理大郅的问题上，我们秉承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保密和低调，因为这件事情有着非同一般的复杂敏感程度，既要尊重和兼顾有关各方的权限和意见，又必须降低公众的预期，留下回旋的余地。但就在我们抵达洛杉矶的当天，国内有媒体公开披露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和计划，这又一次触动了媒体的神经，又一轮对大郅回归的报道开始了。

　　由于从正规渠道得不到消息，开始有个别媒体臆测编造了一些假消息，诸如谈判未果，未达成一致，谈判濒临破裂等。这样以讹传讹下去只能对公众产生误导，使我们不得不公开面对。我与国内的中心领导通了气，决定分别在美国和北京正式发布消息。在洛杉矶飞往休斯敦的飞机上，我构思起草了对媒体公开发表的谈话要点，并通过渠道联系落实采访的记者。为保证谈话的准确性，我们最后选择了两家报社的记者，一位是《人民日报》驻美记者李学江；一位是《新民晚报》记者阎小娴，她是采访姚明和NBA的资深记者，曾在新华社工作过。2月18日晚，谈话是在我们下榻的休斯敦酒店大厅里进行的。我开诚布公地介绍了我访美的行程目的及和王治郅见面的过程，然后谈了几点意见和看法。

　　2006年2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李学江发表的长篇报道，题目是“中国篮协盼王治郅归来”。 引述部分如下：

　　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访美期间，2月15日起连续三天与王治郅会面，每次都作了两三个小时的长谈，18日李元伟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来美国有四个目的。首先是要与王治郅见面，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

　　国内关于王治郅的报道与实际情况有不少出入。我想在此澄清一下，希望媒体能多做客观报道，有利于事情发展。

　　同王治郅的见面不是一种正式会谈，也不是一个谈判。王治郅的问题的解决，我认为首先要消除一些误会，打消他的一些顾虑，敦促其下决心尽快回国。需要通过这次谈心对历史遗留的问题作一个了断。

　　从王治郅的态度看，他态度也是诚恳的、积极的和坦率的。我们并没预设什么前提条件，也没有预定什么时限。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他早下决心，抓住机会，付诸行动，毅然回国。

　　判断王治郅问题是不是得到解决，关键是要看他能不能回国。媒体应少安毋躁，不要炒作。

　　中国篮协迄今为止，没有从任何一个出国打球的运动员的收入中拿过一分钱。”

　　这篇文章基本涵盖了我想对外发布和澄清的一些问题，其中的文字可能显得过于书面化了一些，但在对外表态时是需要这样一种措辞的，只有这样才能严谨地表明我们的态度，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实际和大郅谈话时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是非正式的和家长里短式的。

　　大郅真的要回来了

　　2月23日晚，纽约下榻酒店房间里。在这次访美的最后一天，我接到了大郅打来的电话，大郅表示已经下决心回国，怎么做一切听从中心安排。听到电话那头他坚决的口气和诚恳的态度，我十分高兴，当即对他的决定表示真心的欢迎。这次通话我们开始涉及到了他归来的一些细节问题，除了跟他重申严格保密的要求外，我与他商定回国的日期就定在当年4月10日前后，具体事宜由匡鲁彬与他联系作出安排。为什么选择4月10日前后，我们也是有所考虑的。这是因为：第一，为备战世锦赛，国家男篮集训时间定在5月初，大郅回来后相关问题的处理，至少需要20天左右；第二，这个时间正好是CBA联赛总决赛开赛的前一天，媒体的目光都会聚集到总决赛上，便于实现低调宽松的要求。当然前一个考虑尚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而低调的想法后来则完全没办法实现，大郅归来所造成的轰动是完全没办法控制的。

　　从美国回来后，我们也收到了总政办公厅的回函，表示认同体育总局意见，最终的处理将“根据其本人的认识态度和实际行动作出相应的处理”。读了这封信函后，我从内心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前尽管通过努力，使大郅的回归又一次出现了转机，但部队的态度始终是决定性的，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发展。现在有了部队的态度，这件事成功的把握性就更大了。

　　下一步要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必须和总政文体局、八一队密切合作，策划并落实大郅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立即与八一体工队联系，通报了我们在美国与大郅沟通的情况，并商定成立一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中心方面由我、胡加时、匡鲁彬参加，部队方面由宋晶（总政文体局局长）、朱家志（八一体工大队大队长）、钱利民（时任八一队副大队长）组成。双方确定了下一步工作的内容和程序，确认了保密低调原则，对内对外尽可能封锁消息；保持经常性沟通，随时通报事态进展情况；研究从接机、检查到最终处理的一系列事宜和相应的时间安排；分别向总局领导、军委领导汇报，征得高层领导的批准和支持。在这期间，匡鲁彬和大郅每隔一两天就用电话联系一次，为保密起见不用办公室的电话，通过手机联络，大郅回来后匡鲁彬告诉我，仅此期间他就花了上万元的电话费，而我当时也没有想到应该给他话费补贴，这高昂的电话费就成了匡鲁彬为大郅回归作出的特殊贡献了。

　　准备迎接事宜

　　围绕着大郅的回国，有几个技术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个是大郅的公务护照已经过期，没有护照他是不能合法回国的，必须补办。于是我们通过体育总局外联司给外交部报文，为大郅申请补办私人护照，得到总局和外交部的大力支持，同时又直接联系外交部驻洛杉矶领事馆，请求他们配合。由于大郅的事情多次见诸报端，美国媒体也有所报道，因此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同志们都知道这件事。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及文化处的同志们都很配合，热情接待大郅，特事特办，简化手续。不仅使他顺利地拿到了护照，又没有引起关注，走漏风声。在办理护照的过程中，领馆同志们的关心问候和热情鼓励，也使大郅在尚未归国之前就感受到了来自祖国的关怀和温暖。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能够使大郅顺利回来，避免节外生枝、功亏一篑。匡鲁彬显然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有一天他专门来找我，建议派人去洛杉矶把大郅接回来，我一听就感到这是个好主意。考虑到大郅登机前的心理肯定是十分复杂的：前途未卜，忐忑不安，心中没底，而他的性格又不是当机立断很放得开的那种；另外他还有不少具体事项有待处理，有人协助会更好一些。更重要的是篮协派人到美国去接，会显示出一级组织负责任的姿态，增强他的信心。于是我当下就拍板做了决定：就派匡鲁彬去，他时任国家队管理部主任，以看望正在旧金山治疗伤病的李楠、隋菲菲名义赴美，然后转道洛杉矶与大郅接头。

　　关于如何接机的问题，我们也颇费了一番脑筋。首先，要避免出现在公众场合。通过贵宾通道迅速离开机场，这个倒是不困难，由中心联系落实。其次，由谁去机场接机的问题。按照我的意见，大郅回来一定要有够分量的人物前去接机，以给他信心。我曾想亲自去机场迎接，但部队的同志不同意，认为规格太高了，去一位中层干部就可以了；而八一队方面，大队领导不出面，派一名青年队助理教练去。我认为这样不妥，双方在这一点上产生分歧。我坚持篮管中心方面至少派一位副主任去，我说：“部队方面有自身的考虑，我们可以理解，但中心方面不能这么做。我们应当考虑一下大郅的感受，他下决心回来并不容易，落地后一看，来的人都不认识，他会怎么想？这关系到中国篮协的态度和诚信，请你们理解！”我知道，部队的意见不是他们几个人可以做主的，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时就把远在澳大利亚的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叫回来，委托他代表篮管中心前去机场迎接大郅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