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医炮轰贾秀全：学识少业余 说申花不需高科技

　　良医尤根挑战荒唐

　　文/沈坤彧　2009年5月，比利时人尤根结束了自己在申花的六年队医生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五个月后的布鲁塞尔，我和这个安德莱赫特俱乐部的理疗师在机场旁的酒店里长谈到凌晨。听他讲申花，提到很多人，嘴边挂着微笑——被回忆的光芒照亮的微笑。

　　尤根的离开，有很多被动的成分，他原本是想在中国多留几年。在他离开前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收到他的一条短信，说自己想出一本自传，讲述一个比利时医生在中国的经历，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写。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中国的故事没有完，也许还是等到终结的那一天再开始写，比较好。他其实是无奈离开的，虽然没有人开口让他走，作为老板的朱骏甚至在获悉他离开的决定后请他喝咖啡试图挽留他，然而一颗伤透了绝望了的心是无法挽留的。在事情过去以后，尤根说，他那时是必须走了，他可以接受降薪，接受被房东驱逐，他唯一的要求只是给他做自己的事情的自由。所谓“自己的事情”，就是一名队医该做的事情。所谓“自由”，则是让那些什么都不懂却要对他工作横加干涉的人都闭上嘴。

　　尤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出于一种在废墟上建立王国的强大决心，他扔下了自己在比利时的诊所，扔下那份比在申花赚更多钱的工作，只身来到一个文化迥异的陌生环境。初来乍到真是要命，有一天他开着车执拗地围绕一条小马路兜三圈寻觅一个车位时突然说，“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会问自己，你究竟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国家，跑到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来。我想了很久，大概，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和自己作战的人。”在中国，他受到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召唤，拿出了全身力气与某些势力抗争。第一次采访他是在他救了于涛的命之后，这个队医气愤地说起杜威在国奥队那次受伤，一个所谓的浏阳神医用一帖黑药膏和经“特别加工”的树皮，取代了石膏，并号称根本不用动手术就能治好。自然，球员的治疗被耽误了。尤根说，这次事件是中国足球的耻辱。

　　同样荒唐的事情，他在中国不晓得遇到过多少，但再大的困难没有把他吓跑。他从来没想过，促使自己最终离开的会是那样荒唐的原因。尤根说，自己在中国的这六年，就是一场漫长的战役，和恶劣的医疗环境以及人们头脑里的怪想法作战，更是和自己作战。这场仗打了六年，结果已经无所谓。这些年，他其实是在为一些对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活着。但是他不后悔，如果未来申花的环境改变了，如果俱乐部向他发出呼唤，他很难拒绝，“我还是会回到中国，继续打这场结果或许早已注定的仗。”

　　开绿Polo的比利时人

　　文/姬宇阳　资深记者，长期跟踪报道申花。积累丰富，观察入微，文笔充满细节，耐人寻味。

　　曾经有两个比利时人，迈进过申花这扇大门，其中名气更大的那个，却不是球员。

　　他就是申花、或许也是中国职业俱乐部第一位外籍队医尤根，而另一个比利时人，是2003赛季效力过申花的后卫托马斯。

　　托马斯更像一个过客，他仅仅效力申花一个赛季，就匆匆离开了上海。但尤根不一样，尤根在上海几乎已经扎了根，他历经申花多位主帅，在2007赛季两队合并之后依然获得申花续聘，他甚至已经在上海买了车，或者那是租的车，一辆上海人不太敢买的绿色Polo，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颜色很漂亮的。

　　在国际化方面，申花曾经创造过许多中国足球的“第一次”。其中就包括了中国俱乐部的第一个外籍队医。在那个时代，尤根作为中国足球唯一一个外籍队医，的确非常吸引眼球，而他的能力也得到了很多申花球员的认可。

　　我清楚地记得一件事，大概在2004年阿里·哈恩执教国家队期间。有一天哈恩的中方经纪人忽然给我打来电话，他向我询问申花聘请尤根的详情，比如工资等等，在追问之下，他向我解释说，国家队要请外籍队医了，很大程度上是队员的请求，特别是在听了申花尤根的很多故事之后，球员们纷纷提出希望能为国家队聘请一位外籍队医。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样是一名来自比利时的医生在亚洲杯前临时加盟了中国队。

　　中国有自己的中医，而在运动医学方面，西医和中医的理念完全不同。比如姚明刚去休斯敦火箭队，有一次队医告诉他，要对他的腿部进行电疗，就是要通上电线，用电刺激姚明的腿部。姚明当时的表情，怀疑中甚至有些恐惧。他说在中国我们都是通过针灸治疗的，但在火箭队的队医看来，他们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他们的处理方式和中医还是有区别的。

　　简单地说就是，在运动创伤方面，尤根所代表的欧洲队医，更多的处理方式是物理疗法，或者手术疗法。说到手术疗法，中国球员以前不太喜欢开刀，第一是怕开了刀元气就伤了，第二，他们对手术治疗还是有点心理阴影的。在欧洲医生来看，普通人可以采取保守疗法，但职业运动员最好还是接受手术治疗，因为他们伤愈后需要的依然是大强度运动和高强度对抗，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手术，才可以让球员的受伤部位能继续适应职业球员的需要。

　　尤根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确定某位申花球员必须接受手术之后，尤根负责为他们在比利时联系手术后的恢复治疗和训练，手术才是第一步，真正痛苦的事情是手术后的恢复训练。很多球员都清楚这个过程的痛苦，这个恢复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身体恢复，而是运动功能和运动技能的恢复。开刀可能只要几个小时，但恢复训练，有时候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尤根带来的更多的是理念，很多申花球员当时都愿意跟尤根聊天，从吃饭到睡觉到治疗到赛后恢复再到所有的关于球员医疗方面的一切。其实，一个球员的运动寿命有多长，不仅取决于他先天身体素质，更取决于他一辈子会遇到多少好医生，又会遇到多少庸医？至少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球员，最终都是因为不敌伤病而退役的，而医生，恰恰是那个能在你遇到伤病时，帮助你作出正确、或错误决定的人。

　　谢晖去曼联做《英超零距离》，他回来后跟我讲了许多关于曼联赛后恢复的细节。他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赛后恢复随便跑几圈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全世界大多数俱乐部而言，球员是一支球队最大的财富，而他们是否足够健康，又决定了这笔财富是升值还是贬值。我们看到，在大多数顶级俱乐部里，他们的队医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简称医疗组。这个组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对球队的作用不亚于教练组。

　　国际惯例就是，球员能不能上场，是队医说了算，教练也必须尊重队医的报告。1999年曼联访问上海，小贝缺席了那次比赛，而让小贝缺席的就是曼联医生的一张报告，如果这个医生报告认定小贝不能上场，那么曼联不存在违约责任，不会因为小贝缺席损失出场费。

　　但在我们传统思维中，球队的队医基本等于按摩师。其实按摩只是队医的一项工作而言，坦率地说，一个不会按摩的医生是可以成为合格队医的，但如果一个医生只会按摩，他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足球的需要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理疗师，而非队医。

　　咱不搞崇洋媚外，但在足球面前，我们的确要比欧洲落后许多。放眼看去，中超每支球队都有外援，和外援的花费相比，配备一名外籍队医的开销肯定要少很多，但在回报方面，买外援的钱有可能会打了水漂，但请外籍队医的钱，基本不会白花。

　　他才是最佳“外援”

　　文/容道　　谁是效力申花时间最长的“外援”？谁又是中国俱乐部引进的最具性价比的“外援”？从“外援”的广义角度来衡量，曾效力申花长达六年之久的比利时队医尤根，是当之无愧的“最佳外援”。

　　说起尤根，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他在山城重庆把于涛从鬼门关救回来的故事。当时于涛被撞到舌头卡在喉咙里几乎窒息，经验丰富的尤根要求围观队员赶紧散开加快空气流通，并始终用手指扣于涛的舌头避免窒息。尤根就此“一战成名”。

　　除了于涛，创造洋队医落户中国球队历史的尤根，更在运动康复医学方面，为理念落后的的中国足球带来些许接轨欧洲的理念。

　　按照中国教练的传统想法，开刀肯定要伤元气，不如静养，保守疗法下来实在不行再去开刀。而在尤根看来，球员一旦受伤就应该马上去医院检查，否则只会延误伤情。

　　在尤根效力申花期间，当时那些韧带受伤的球员，得到了最及时的诊治和康复。期间，尤根送过近20名中国球员来到比利时开刀治疗，并在手术后进行积极康复。如今杜威、孙祥等人依旧活跃在中超赛场，这和他们当初听从尤根建议迅速前往比利时开刀和康复密切相关。

　　当然，也有很多人直接把尤根认定为欧洲运动医学诊所的开刀介绍人，这句话说对了一半。运动医疗康复，在中国之所以水平低下，不在于我们的医生开刀水平不行，而是运动康复能力不够。尤根最擅长的，恰恰是手术后如何回到正常竞技水准的康复训练。

　　上海华山医院运动医学教授陈世益也承认，在开刀手术水平方面，中国医疗的水平可以媲美欧美，但在高水平运动员的康复方面，差距非常大，“我们对运动康复的理念，还停留在回到正常走路就可以的阶段，人家的理念是马上恢复高水平竞技水平。”

　　相比杜威和孙祥最短时间赴比利时开刀后的状态恢复，王洪亮和白莉莉最终选择在国内进行第一次手术和康复的结果，则显得非常残酷。王洪亮和白莉莉都是以技术和意识见长的球员，受伤部位也都是膝盖半月板和韧带等枢纽部位。如今王洪亮的老伤没好利索还在和伤病战斗，白莉莉则在错过最佳手术时间节点后黯然选择退役，这些都表明中国康复医疗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显然，尤根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足球医疗能力不足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