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医炮轰贾秀全：学识少业余 说申花不需高科技

　　首席记者 沈坤彧

　　两年前的那个5月的晚上，还有些凉意，机舱里却是干燥温暖的。

　　飞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尤根把头靠向椅背，终于结束了，这一切，彻底。在申花的六年，他回过很多次比利时，多数是陪球员去动手术。然而这一次，是真正的回家。航站楼的灯光在身后越来越微弱，心里涌起一种喜悦与忧伤掺杂在一起的含混不清的感情，“大概所谓的告别，就是此时此地这样的感觉？”他问自己。

　　在尤根最终做出离开的决定后，申花老板朱骏约他在恒隆喝咖啡。“可不可以不要走？”朱骏问，比利时人沉默地摇摇头。在申花的最后两年，他经历了一连串噩梦：被房东扫地出门，与主帅的矛盾激化……“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密封的罐子里，有人在往里面放水。水越积越多，逐渐没过我的膝盖、腰、上身，然后是鼻子。我一直在忍受，但是水没过了头顶，我如果再忍耐，就只有死。”

　　离开上海前，尤根在这里的生活可以用“惨淡”两字形容。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尤根在比利时人公司里做销售的妻子用自己的薪水承担起了家里的日常开销。他的一对孩子又都在私立学校读书，学费昂贵。“当然不是说日子就快过不下去了，但是，想想吧，整整八个月没有经济来源。我努力工作，又得到了什么？”

　　有一天他接到自己房东打来的电话，张口就要求他在一星期后搬家。“为什么？这是开的什么玩笑？”然而对方不是在开玩笑，他被告知，俱乐部已经半年没有为自己支付房租。几经交涉，房租最后是付清了，但搬家却是不可避免了。这终归是桩麻烦事。他住的地方，是桩三层高的小别墅，两个人默默翻箱倒柜整理打包，然后搬家。“这些那些的事情，把你的精力和耐性渐渐磨光。终于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很累很累。”

　　“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这一分钟还决定要走，但是下一分钟和队员开开玩笑，又想再留两个星期再说。当你深爱着什么的时候，很难决绝地抽身而去。”

　　贾秀全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最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等着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知道，或早或晚，这根草会掉在自己身上。

　　这一天，主帅贾秀全要求所有人在下午1点50分到球场集合。尤根提前5分钟到了球场，大家集合，主帅讲话，然后他带着伤员去了训练房。几分钟后，当时还是俱乐部官员的谢晖匆忙赶到训练房，神色慌张，“你们去哪里了？教练在找人呢。”等他再度回到球场，只看到主帅气愤地冲自己嚷着一些听不懂的中文，表达着愤怒的情绪。尤根突然觉得他长久以来等待的那根稻草就在此时轻飘飘地掉在了自己身上，他转身离开球场，回到宿舍整理了东西，然后开车回家，再也没有回过这里。

　　他在路上打电话给妻子，“我五分钟后到家。”电话那边的声音表示出惊讶，他说，“我不干了。”说出这句话，他突然觉得很轻松。长长地舒出一口气，然后，手机响了，是阿里，他已经知道了。“你做出了一个人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德国人在电话里说。按下通话的结束键，尤根问自己，这真的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我起先只觉得高兴，这一切终于结束了。然后，悲伤开始逐渐涌了上来，缓缓的，一波一波。我为申花工作了六年，然后突然这一天就来了，好像六年的时间瞬间被抹去了。你曾经花了很多努力试图建立起来的一切，转眼都没有了。忍不住地想，想了一遍又一遍，这些年，我的付出究竟是为了什么。”

　　“贾说申花球员不需要高科技”

　　从见到贾秀全的第一刻起，尤根就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怀着成见。那是2004年，贾秀全出任代理主帅。“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别人也都这么对我说。不要问我原因，我不知道。但是个人的感情是一回事，在工作上应该表现出一点职业态度。然而贾，他是一个完全没有职业精神的教练，学识少得可怜。他也许不是一个坏人，但作为一个教练，就真的非常糟糕，这样的教练在欧洲联赛不到一个星期就会被炒鱿鱼。”

　　两个人的矛盾在工作中逐渐累积加深，他还记得那场客场比赛后，一群球员在大巴上吃麦当劳。“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所有的教练组成员都在车上，他们都看在眼里，然而没有一个人说什么。我去找贾，我说不能让他们吃麦当劳。你猜他说什么？他说，‘那没什么，文化差异而已’。我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就想找出自己的合同，然后把它扔到贾的脸上。文化差异？我也许并不了解中餐，但这是麦当劳，我知道麦当劳是什么。”

　　在欧洲的足球俱乐部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主帅愿意倾听来自队医的意见，他们重视球员的身体。尤根说，AC米兰一年花费在医疗设备更新上的经费在500万欧元。申花俱乐部曾受邀参观米兰实验室，但是这个邀请被拒绝了，原因是申花觉得没什么值得学习的。

　　尤根也曾向贾秀全建议，欧洲很多豪门都配备全套的电脑监测系统，这样队员在训练中的身体各方面反应都可以得到随时跟踪，申花俱乐部也可以引进这样的设备。他的建议被主帅一句话简单否决，申花球员不需要高科技，讨论就此结束。

　　“这样的俱乐部更像监狱”

　　首席记者 沈坤彧

　　尤根在中国的六年，是充满矛盾与碰撞的六年。在中国足球圈里所见的一切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在阿尔贝茨之前更早已经质疑了中超联赛中的种种不正常，“那些球队不在球场上好好打比赛，这里面的原因大家都清楚。但是中国球员有没有想过这对中国足球联赛的形象造成了多坏的影响。因为中超联赛，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联赛，外国人也都在看着。中国足球环境太受伤，这比球员的伤势更难解决。”

　　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管理也让他瞠目结舌，“你管这叫足球俱乐部吗？我把这叫监狱。没有自由和隐私可言，比赛前两天，电脑手机统统收走。这是为什么？我看不到一丁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尊重。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球员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的人格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善。所以球员们会做出一些幼稚的反抗行为，比如在私下藏一部手机，在晚上偷偷逃出去，在外面喝酒闹事。俱乐部对于这些违反纪律的球员只是一味的惩罚，却没有问过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在中国和这种扭曲的局面打了几年的交道，终于回到欧洲，尤根感叹他的眼睛终于又看见了一个正常的世界。安德莱赫特的情况又怎样呢？“队员每天训练结束都回家，只是比赛前一天晚上大家统一住酒店。你看到了吗，他们的脸？这是过着正常生活的球员应该有的脸，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再去看看中国球员的脸，他们不快乐。平时生活在监狱一样的地方，比赛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我问过几个球员，他们说，自己害怕。怕什么？怕有人怀疑他们踢假球，暗地里收钱。球员无论何时都应该光荣自豪地走上赛场，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产生这么消极的想法？”

　　尤根说，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认识都停留在表面，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因为挖得深了，就会很可怕。

　　回到欧洲

　　有了第三个孩子

　　离开申花之后，尤根回到祖国比利时，在比甲豪门安德莱赫特谋到了球队理疗师的职务，从2009年一直工作至今。“我来安德莱赫特，和我同时竞争岗位的人有百来个，每个人的履历都堆在俱乐部办公室。没有人具有绝对的权威，老板也必须接受人们的监督。”和以前相比，这里的一切真是天壤之别。

　　因为安德莱赫特与AC米兰两家俱乐部联手在米兰成立了一个体育医疗机构，他大约每隔几周便飞去米兰一次，在那里帮助伤员进行恢复。工作依然忙碌，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6点是他正常的上班时间，开会加班总是隔三岔五。然而忙归忙，心情是愉悦的。“我在这里觉得温暖，这种温暖的感觉是在申花，尤其最后这两年的申花所没有体会过的。在安德莱赫特，我们一起赢一起输，一起笑一起哭。2009年9月，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这时我刚到安德莱赫特才几个月，但没有人忽略我这样的新人，主教练给了一个红包。这是他的心意，我打赌换成是贾，他问都不会问一声。”

　　这里洋溢着温情，但一切又都是完全职业化的。比赛前，球员一定要穿着西装上大巴，违反规定者一律处以200欧元罚款。每天，都有营养师根据每个球员的身体情况为他们制定不同的菜谱。俱乐部还有两名心理咨询师，帮助年轻球员们适应眨眼就成为巨富的生活。安德莱赫特算不上欧洲的强队，却是比利时联赛的豪门。球员的年薪都逾百万，一场比赛赢球奖金就是2万欧元。不是2万欧元一个队分，而是一人2万。心理咨询师不但要帮助球员顺利完成生活和思想上的过渡，还为他们在投资方面出谋划策。

　　压抑让尤根想当隐形人

　　在尤根离开申花前一年，本报做过一个“申花老臣”的系列，讲述他们经历数朝更替而屹立不倒的秘密。他就是其中之一，那时这个比利时人在申花已经呆了五个年头，经历了老板的更替，目送了几任教头的离去，还有很多队员进进出出。

　　接到记者打去的电话，尤根起初很高兴，然而在了解了采访意图后，他在电话里露出为难的语调。他一本正经地说，现在和记者说话，要经过领队的批准，并一再解释不是自己不愿意，实在没有办法。这在之前和他打的那么多次交道中，是从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这个比利时人在上海没有朋友，可以出去吃饭聊天顺便进行采访，是最让他高兴的事情之一，而且，每次都会抢着埋单。

　　他一再说明原因请求谅解，自己是真的不想惹事，因为还想在俱乐部长长久久地呆下去。“一辈子，为什么不？”他在电话里压低了声音，尽管此时身边并没有别人，“听着，我不知道申花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这边完全没有问题。新老板对我很好，真的非常好，我和他什么问题都没有。”虽然采访不成，他到底也用一句话解释了自己之所以在申花呆这么久的原因——“为什么我还在这里？不是因为我的脸蛋，不是因为我的身材，是因为我的能力，我认真做事。”临到末了，尤根又再一次恳求，“记得千万要在文章里强调，我没有接受采访。”日后的事实证明，他在这通短暂的电话里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也许只有“认真做事”是真的。

　　在中国的这六年里，尤根的待人接物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自愿或是被迫，这次“电话采访未遂事件”就是一个证明。在时间不经意的流逝中，这名比利时队医渐渐学会了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时度势，懂得了明哲保身。他从起初抱怨“我永远弄不懂你们中国人什么时候说‘是’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是’，什么时候想的是‘不’”，到慢慢地学会了用一种含义不明的微笑来代替直抒己见——这一招总是百试不爽。

　　开始的时候，他渴望关注，“一个外国人想交几个好朋友，太难了。人们对我感兴趣，只是对一个外国人的兴趣，而不是对我这个人的兴趣。没有什么人，真正来关心我，关心我想些什么，高兴或者难过。”到后来，他却说，“我最大的心愿是做一个隐形人，老板和主帅还有其他那些人都看不到我，就让我安安心心给球员治疗，除此之外，你们就当我这个人不存在吧。”

　　大年夜 听了一整夜爆竹声

　　那年的大年夜，电视里春晚放了一个小时，尤根打来电话，说要一起庆祝春节。他先和申花俱乐部在一起吃了年夜饭，还拿到一个红包。这个红包里的百元大钞，后来被他抽出几张拿来在家附近的罗森里买了百利甜酒。这个大高个的比利时人在超市里显摆自己的大红包，笑得既天真又开心，钱的多少对他无所谓，他说自己觉得温暖，“俱乐部上上下下都对我很好。”

　　他其实是很孤独的，在上海。彼时他住在俱乐部为自己租下的离康桥基地不远的一幢三层楼别墅里，一个人。房子里没有一点生活气息，冰箱几乎是空的，空调的温暖顾全不到三个楼面，走到哪里都是冷冰冰的。他抱歉似的说，自己平时几乎不回家，总是住在基地里，因为工作太繁忙，需要他的球员太多。他说话的语气完全不是在抱怨，他乐在其中。那时的尤根还是一个人，成天嚷嚷着要找中国女朋友，然而给他张罗介绍了几个，对方都忍受不了他工作的密度，便拆伙了。有时劝他，“尤根啊，拿出你对球员们一半的耐心来应付姑娘们，就成啦！”他坚决地摇摇头，“除了球员，没人值得我花这样大的力气。”

　　然而当他一个人弯着腰仔仔细细地整理床铺时还是会感叹，“寂寞啊，一个人真寂寞。”他说自己其实并不是工作狂，如果找到一个可以赚钱养家的妻子，那么他乐意就做一个居家男人，“我什么都会做，做饭，铺床，洗衣服，瞧。”说着用下巴点了点洗衣机上堆着的一大叠衣服，看起来至少是堆积了几个星期的量。

　　高高大大的尤根，其实有着一肚皮浪漫的小心思。他说自己习惯在睡前点两只圆形香薰蜡烛，放在两边的床头柜上。然而这个大年夜的晚上，他不睡觉，看了一会儿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看得不知所以。外面有人放起了焰火，便披起大衣走到露台上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会儿。“我想起了欧洲，不过我们那儿买不到焰火，只有节庆日子，政府会放，大家提前聚到指定地点，挑个好位置等着看焰火。”此时鞭炮的声音逐渐响起来，高升一个个争先恐后蹿到空中，断裂成两半。他皱了皱眉头，“我不喜欢这个。”进到屋里，往影碟机里塞进一张《TAXI》，这是他最喜欢的电影，但是持续不断的鞭炮声让他无法集中精神，“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庆祝呢？他们不嫌吵吗？”

　　这个晚上，他听了一夜的爆竹声，在几近抓狂中迎来了大年初一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