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拳师：师徒三代昔日拳王 见证沪上百年荣辱

　　寻访上海滩拳击老人：28年后重拾夭折的梦

　　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末，上海市枫林路的杰翔搏击俱乐部就会变得热闹起来，20来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话题只有一个——拳击。这群老人中年长的超过了80岁，年轻点的也有70多岁，关于他们，眼下很多人注定陌生，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的名字在上海乃至中国拳坛都响当当。

　　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拳击的“出生地”，拳击在沪上走过了大世界和十里洋场的喧哗，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沉沦和隐痛，到改革开放后期的方兴未艾，再到如今利用体制将拳击引入青少年体育培养，上海拳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就如同一出跌宕起伏的戏剧，走过百年，未来可期。

　　打拳为了不受欺负、赶时髦

　　“老先生们年纪大了，但总想一起聚聚，聊聊拳击，聊聊过去的事情，我也愿意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所以我们每个月的第三周都会联络老先生们一起来我这。”杰翔搏击俱乐部的馆长张文辉曾是上海拳击队的一员，他直言这些老拳手对于聚会都很支持，“他们七八十岁的年纪都自己坐车、坐地铁过来，很看重这样的聚会，今天还少来了两位，是因为身体确实不行了，他们自己都说，‘这样的聚会，聚一次就少一次了。’”

　　老人们的碰面，拳击是永恒的话题。个别人一时兴起，就在馆里比划起来，而一代拳王郑吉常老人的徒弟姚张达老先生已经年逾八旬，他随身都会携带两根跳绳，“我有空就跳跳，一次能跳一百个，每天跳个两百下。”说着就玩了一个高难度的双飞。姚张达当年在全国是冠军级的人物，上海的比赛他屡次摘金夺银，如今每天跳绳也是当年练拳留下的习惯。

　　说到上海拳击，老人们都很骄傲，“上海就是中国拳击运动的发源地，我们上海的拳手当年可威风了。”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因为经济的活跃、地理位置的特殊，上海很自然地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其中就包括拳击，而外籍人士的众多也让拳击运动得到了滋生的土壤。生于1933年的李正廷老人就追忆，“那个时候美国的舰队就驻扎在上海，很多水兵都喜欢打拳，还有很多上海的侨民也玩拳击，和外国人接触多了，很容易参与进去。”

　　当时专门练拳击的中国年轻人就有几百号之多，爱好者更是数不胜数，为什么打拳？李正廷认为首先是不想受欺负，当时李正廷家住陕西北路的太平花园，生活的圈子里有很多外国人，其中有很多外国小孩，“小孩子在一起就不想被其他人欺负，另外学校附近当时有很多小流氓，经常敲诈勒索我们学生，学了拳就不怕了。”

　　当然，李正廷也坦言其间不乏赶时髦的想法，“拳击是西洋传进来的运动，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自己的意识里这是外国人才玩的东西，是个高尚运动，觉得去学很有派头，就像我们现在打高尔夫一样。”那个时候很多学生都练拳，电影《芦笙恋歌》里的男主角汪杰是李正廷在茂名路光夏中学的同学，也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拳击打得相当好，此外，电影《两个小足球》中的男主角张华强也练拳。

　　李正廷当年学拳的地方是位于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教拳的是一个犹太人，叫作Reich。对于儿子练拳，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有生意往来的父亲是支持的，但母亲却坚决反对，“那个时候不敢和家里说，为了凑齐一个月学拳的几十块钱，就不吃早饭，省下零花钱，但放学后练拳练得晚了，家里是不留饭的，只好自己到厨房炒个蛋炒饭。”

　　弄堂里打出的冠军

　　当时和李正廷一样的拳击少年不在少数，在弄堂里，一块空地，两副拳套，几个爱好者就可以比划起来。简陋的条件湮没不了他们的拳击天资，林忠孚（后成为台湾拳王）、蒋惠廉、黄亨利（后成为香港拳王）等就是从德义大楼后弄堂里打出来的职业拳王，而七届全运会的拳击冠军黄曾修、费妙龙、胡寿澄则是茂名北路蕃祉里路灯下拼搏出来的一群少年。

　　在解放前，有很多年轻人学拳、打拳都是瞒着家里的，像在大世界的比赛，赛前门口都会有宣传海报，为了不给家人知晓，很多中国拳手打拳都用了假名字，王恩甦这个名字在拳击圈没人叫的，大家知道的都是陆凯德，陆凯德恰恰是王恩甦绰号Rocket（火箭）的译音。

　　李正廷没有和同时期的余吉利、王恩甦那样去大世界打擂台，“当时家里条件还不错，不需要靠打拳去挣钱。”他坚称自己是个玩票的，但在1953年之前，李正廷在48—51公斤级几十场打下来未逢对手，在上海的胜率是100%，在解放后还没有全国比赛的情况下，李正廷曾连拿上海四届拳击48公斤级冠军。如今已经80岁高龄的李正廷儿孙满堂，他每每自我调侃：“现在拳是打不了了，只能跳跳舞。”但李正廷也颇有些不服气，“一句话，‘生不逢时’，如果我生在当代，我也可以成为邹市明。”了解李正廷的过往，大家都知道他所言非虚，当时和上海老拳手们对垒的外国人都非等闲，耶格列夫返回苏联后夺得全苏冠军，杨但迪回国后成为菲律宾拳王，金春吉是韩国拳王，福田寿郎是日本拳王……但中国人打擂台从来不落下风。

　　自掏腰包偷偷组织比赛

　　和李正廷抱有相似想法的老人何止一二。“张传良（邹市明教练）、邹市明是好样的。”老人们钦佩邹市明为国争光，但谈及上海本土拳击人才的现状，一个个黯然神伤，“拳击是上海的传统，现在怎么就丢掉了呢？”大家七嘴八舌，除了慨叹现在的孩子吃不得苦外，曾经的拳击禁令和那个特殊年代的悲哀让他们每个人都不堪回首，“1958年比赛打死人了，拳击就一下子被禁止了，一禁就是28年。”姚张达想不明白，而19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以及之后的“文革”也让很多老拳手深受其苦，姚张达颇有些愤愤不平地说：“我没事，因为我三代根正苗红，其他人日子就难过了。”最悲苦的是余吉利，在白茅岭监狱待了16年，王恩甦在这批老拳手中笔头数一数二，很多老上海的拳击史料和故事他都整理成册，如今他颇有些自嘲地说：“因为被定为‘右派’，上海拳击队把我开除了，我现在笔头好是因为当时老是被要求写检查，交代问题和心理动态。”那个时候造反派看中姚张达会打拳，让他去教拳，但被姚张达一口回绝，因为觉得“他们目的不好”。

　　特殊年代、非常时期阻隔了很多上海老拳手的拳击梦，84岁的老拳手费妙龙说：“拳击被禁之前，全国冠军基本不是上海的就是北京的，上海拳击可以说是全中国最突出的，但一中断就不行了。”没有拳击的日子，这批老拳手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各种努力，1958年精武体育会拳击班被勒令解散，姚张达就偷偷摸摸地教，并且全部免费。下放至青海之后担任青海西宁市轻工业厅处长的李正廷胆子更大，1982年他悄悄地在西宁组织了一场拳击比赛，李正廷的想法得到了当时青海省省长张国声的支持，由体委批了3000元启动资金，李正廷从北京、西安、兰州、西宁四个地方请来了30多名拳手，“组织那场比赛我个人还垫进去1000块，相当于现在10万块了吧，而且命也差点搭上。”因为组织比赛而心力交瘁的李正廷突发心脏方面疾病被送入医院急救，“当时北京队的王国钧第一时间来看我，他是我的好兄弟，现在还能经常在中央台的拳击节目上看到他。”李正廷说着就笑了，拳击生涯从未受过大伤，最多眉弓被打坏的他想起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那个时候组织一场比赛实在太难了，只是他无怨无悔。

　　乍浦路篮球场涌进两千人

　　1979年，拳王阿里访华，受到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阿里建议中国开展拳击运动，小平同志表示：“人民喜欢的体育活动，在中国一定会开展的。”同年8月18日，一直在中国拳击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上海精武体育会在时任虹口区体委主任沈文彬的支持下举行了一次公开的拳击表演赛，当时比赛地乍浦路篮球场一下子涌入两千多观众，之后精武体育会又连续举行了4届“精武杯”拳击赛，不过中国拳击运动真正在全国范围得到承认、得以恢复则是1986年的事情了，在阿里第三次访华之后，同年国家体委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中宣布，中国正式恢复拳击运动。

　　拳击运动得以恢复，但上海拳击的辉煌却已成过眼云烟，在蒋东春、张万平拿到了全国比赛冠军的短暂辉煌后，拳击训练除了体育院校还有活动外，社会上已无生机。拳击比赛则几乎消失。全国拳赛的领奖台上再也看不到上海拳手的身影。这让眼前这些老拳手们很不甘心，“如果上海市愿意搞一个拳击队，我可以来带，别看我那么大年纪，我一样有信心把他们带出来。”王恩甦老人甚至有一份详细的计划——以民间拳击带动上海拳击竞技，说得更简单点，就是现代版的“弄堂拳击”，“过去几百万人口的时候，我们上海就一直拿全国冠军，而且以前都是弄堂里打出来的，现在为什么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