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全运会
全运会，你能否变得更清新
争议也罢，赞叹也罢，这出唱了两个礼拜的大戏——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昨天在辽宁终于落下了大幕。但全运会比赛结束了，有关全运会的争论并没有就此打住。
正如前几届一样，这届全运会也一样少不了默契球、罢赛、黑哨……这些个并不新鲜的负面新闻，但除了这些还有不少事例让我们读懂了转型期的中国体育。
如果不是全运会，我们肯定想不到，一群从足校出来的孩子们可以一边读书一边踢到全国亚军；我们肯定没想到，浙江游泳除了孙杨、叶诗文，还有如此多的实力小将，足以拿下全运泳池里近一半的金牌；我们更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支既能养活自己，又能上场拿牌的民办官助的浙江马术队。
追问一：
屡受非议
全运会还有没有正能量
曾经支撑起了中国体育半边天的全运会，时至今日，尽管有各种丑闻缠绕，但运动员本身的拼搏和实现自我突破的努力，不应该被抹杀，比如浙江足球的突破。
这是浙江足球最好的时代，因为在本届全运会上，浙江足球展示出了自己雄厚的青训实力，在U20和U18组的比赛中，总共收获了3枚全运会金牌。
正是通过全运会这个舞台，人们才了解到，绿城长年坚持不懈在青训上的投入，让昔日的“足球荒漠”浙江，也长出了丰硕的果实。
而通过全运会，那些尚未进入职业联赛的年轻选手，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机会。
“全运会有种国内奥运会的感觉，这样特别的赛制，有它特别的意义，比如说一输球就淘汰，这种在紧张、高压力下的比赛，在培养青少年中也是需要的。”浙江U20队主教练小野刚说。
此外还有浙江的游泳，在本届全运会上掀起了青春风暴，除了孙杨和叶诗文外，傅园慧、徐嘉余、汪顺、毛飞廉等小将一个接一个地冒出，让全运会成为了展示他们能力的大舞台。“开个玩笑，我们浙江组成两个接力队，都能去争金夺银。”孙杨也不无得意地说。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全运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而浙江游泳的强大，除了运动员天赋好、教练员执教水平高，还有浙江游泳人在人才培养机制上的探索，和浙江人骨子里对游泳的认同。这种对传统体育体制的突破，在国际强势项目上的科学探索，可以说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榜样。
此外还有放弃比赛跳水救人的四川帆船帆板运动员马娇；为了梦想和健全人同场竞技的残奥自行车冠军刘馨阳……这些正能量，无不向外界释放着美好。
追问二：
当今社会
谁最需要全运会
在打通王水佳的电话时，这位年近而立的浙江帆板老将面对记者的采访，从最初获得金牌的兴奋，到后来几近哽咽。
这是王水佳的第三届全运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在上一届全运会中，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王水佳与金牌擦肩而过，如今她终于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
和王水佳一样，本届全运会也是已经处于半退役状态的浙江摔跤老将盛江的最后一搏。对于盛江来说，三次参加奥运会，四次参加全运会，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失利，这让他几乎放弃了这项运动。然而就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本届全运会上，他赢得了那枚梦寐以求的金牌。
其实无论是王水佳，还是盛江，他们只是中国千千万万体制内的运动员的一个代表。
他们从事的项目或许不够热门，他们没有商业赞助，训练辛苦异常，收入却相当微薄，甚至还不如普通的上班族。对他们来说，奥运会的梦想或许有些遥远，全运会是他们唯一的指望，他们就靠全运会拼得佳绩，从而得到物质的奖励和退役后的前程。
在现行体育体制不改的情况下，轻言取消全运会，很有可能摧毁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中下层运动员唯一的目标和梦想。
相比他们，像李娜这样的职业球员即便拒绝了全运会也能活得很好。此外还有传言，这届全运会很有可能是成年男篮最后一次参加全运会。而成年男足更是早就告别了全运会。
职业体育与全运会渐行渐远，但那些难以职业化的体育项目，全运会仍旧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舞台。
追问三：
节俭全运
除了开闭幕式还该节俭啥
原本9000万元的开闭幕式预算被压缩到900万元，本届全运会从一开始就以史无前例的节俭姿态示人。但是，在一场四年一度的国家顶级综合性运动会中，节俭不应只在一头一尾这两天，当全运会上花钱买奖牌的高尔夫球雇佣军现象备受诟病之时，浙江马术却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节俭”道路。
一说起马术运动，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字就是：“贵”。
没错，看看全运会赛场上吧！一匹赛马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内蒙古队一匹名叫“库布奇”的赛马身价更是高达500万元。而这些马每年喂养、护理费还要10万打底。
马术运动如此高的投入让人咋舌，但连续两届在全运会上摘得铜牌的浙江马术队却毫无压力。
这支浙江马术队由原浙江省体育训练二大队与一家名叫中国立峰集团·浙江凯易路马术有限公司的温州企业于2003年合作组建，它是国内第一支民办官助的马术队伍。
在资金投入上，企业家解决了大部分，浙江省体育局则主要提供给队伍正式比赛机会以及必要的保障。
这支浙江马术队中的队员身份也很不一样。在全国不少省份，骑手都是正儿八经的在编运动员，但在浙江队，平日里他们是私人经营的马术俱乐部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大赛时，他们才会变身为浙江省马术队员，上场争金夺银。
如此一来，国家省了老百姓的钱，又把真正的老百姓送上赛场。本届全运会上，浙江马术队因为其独特的民办官助模式吸引了媒体的争相报道。
追问四：
中国全运
该不该办成“中国奥运会”
北京时间9月9日，国际奥委会经过投票决定摔跤项目重回奥运会，让摔跤运动员教练员们“喜大普奔”，而棒垒球项目重回奥运会的努力失败，意味着这些中国棒垒球运动员不仅将继续无缘奥运会，甚至极有可能被全运会关在大门外，这让所有的中国棒垒球从业者黯然神伤。
悲喜两重天，其实都源自全运会与奥运接轨的战略。事实上，如今的全运会，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中国版的迷你“奥运会”。所有项目都完全照搬奥运会设项。高尔夫、七人制橄榄球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本届全运会上，并不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中国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有多么丰厚的群众基础，原因只有一个——它们是奥运会的新增项目。
曾几何时，全运会也是“中国运动会”而非“中国奥运会”，像航模、围棋、中国象棋等水平较高、有一定群众基础的项目也在全运会中有着一席之地。但从1997年八运会开始，除了武术之外的所有非奥项目都被请出了全运会。虽然后来还设立了一个专门接纳非奥项目的全国体育大会，但影响力相当有限。
摔跤、橄榄球、马术、现代五项等项目都属于典型的“欧化”项目，在中国水平低、基础差，只是因为有着奥运会项目这顶“保护伞”，便能顺理成章地安身于全运会中，只需练出几个能争金夺牌的运动员便算成功，根本不需要再考虑普及推广市场化等问题，而一些极受中国老百姓欢迎的非奥项目，却只能望全运而兴叹。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将自己的竞技体育体系完全“奥运化”。像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乒羽等中国优势项目以及篮球、足球、网球等热门项目当然有资格进入全运会，但是一些我们不擅长、民众不熟悉的奥运项目，完全可以暂时搁置，至于另一些国内民众喜欢，有市场开发潜力的非奥项目，则理应在全运会中拥有一席之地。
如果有一天，围棋、电子竞技甚至麻将能够进入全运会，绝对能迎来比七人制橄榄球更多的目光和掌声。
追问五：
体育政绩
看金牌榜还是看体检单
全运会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从沈阳奥体中心打车回全运村，一路上，的士师傅很随意地和记者唠嗑：“全运会，说实话和我没太大关系，给我票也不会去看。你看我每天在车上要工作12个小时，别说一天不拉活，半个小时拉不着活就心慌，哪有时间去看比赛啊。
“你别看我看着没事，其实一身都是病，你能说得出来的毛病我都有点，高血压、糖尿病、腰椎劳损都有了……唉，我以前身体挺好的，开了12年车，整天坐着，一天不如一天，现在下地走都不利索，还是坐车上好点。”
两段看似并无联系的话，在跑了整整14天全运会报道的体育记者看来，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所有全运会的组织者、参与者，甚至像这位司机师傅一样认为与己无关者共同参与讨论的话题。
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就以毛主席早年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口号，这句话同样出现在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当天，《人民日报》的评论中。举办全运会的宗旨，理应没有被遗忘，本报记者从全运会开幕前一天起走访沈阳大街小巷的全民健身场所，看到了风景优美的浑河岸边新建的全民健身公园、延绵数公里的奥林匹克全民健身大道、全年全天候免费开放的沈水湾公园笼式足球场、由烂尾楼改建的巨型室内健身馆，应该说，健身设施的数量不少，但是老百姓还需要更多更好的全民健身服务。
无论全运赛场上产生了多少块金牌、创造了多少项新纪录，对于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都处在一个和自己的世界没有交集的平行空间里。能让他们产生共鸣的体育世界，是有人教会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抽出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如何用体育运动强身健体，远离疾病。
那位司机师傅做不到牺牲做一个中班的时间，去看张培萌的男子百米大战，但是他应该能抽出半小时，下班后在马路边健步走；他甚至没有兴趣打开收音机听广播里的全运会新闻播报，应该会对自己小区里社会体育指导员的降血压医疗体操感兴趣。
本届全运会给沈阳带来了遗产，无论是健身房还是健身道，都是和金牌一样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但也许，对官员来说最大的政绩，可能还是从体育健身中得到实惠的老百姓们的口碑。
追问六：
惯例被破
东道主为啥不再成老大
全运会发榜日，辽宁代表团最终金牌数位列第二，在新华社评出的本届全运十大新闻中竟然排到次席，可见东道主不当老大有多意外。
上海办，上海称霸；广东办，广东第一；江苏办，江苏独大；山东办，山东封王……谁当全运东道主，谁就是中国体育头号山大王，已经成了铁律。而这次辽宁被山东取而代之，是自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之后，东道主首次无缘金牌榜首位。
本届全运会为啥能让“东道主现象”终结？
辽宁团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辽宁无缘榜首有多个原因，包括山东团实力强劲；国家体育总局在这个全运周期，取消奥运选手联合培养、取消与西部的联合培养，让东道主损失了一部分金牌。
此前历届全运会，东道主都会享受一些联合培养、比赛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但国家体育总局在十二运会前改变了相关政策，大大限制了联合培养运动员的人数。这条规则一改变，辽宁与西部省份联合培养的人数由80多人一下降到了40人。比如先期进行的竞走团体比赛，在比赛三个月前突然更改规则，辽宁拥有绝对优势的50公里竞走项目因此被取消。
从东道主的“吃亏”，看得出曾经根深蒂固的“唯金牌论”的松动，这也是中国体育的最高管理者做出的一次挑战和纠偏。
另外，不得不说，东道主相较往届收敛不少的“盘外招”，很多时候是受制于如今发达的民间监控。
全运比赛似乎有这样一个怪现象：正常的赛事少人问津，一出负面新闻则特别容易引起社会关注。花游蒋氏姐妹控诉打分不公，就在微博上被转发几万次，而平时谁会关注花样游泳？
中国微博的春天始于2010年。如今移动互联网大行其道，路见不平谁都能拍一张上传，谁都可以在微博微信上承担起督察的角色。当人人是记者的时代来临，一些见不得阳光的“盘外招”就不得不有点收敛。
某种程度上，科技的进步也为体育空气的净化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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