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世界 宋斐 夏娃

　　哥德堡，瑞典的第二大城市，拥有宏伟的城市广场和浓厚的人文环境。1993年，24岁的女将高军在那里以一枚来之不易的世乒赛女单铜牌结束了自己的中国国手生涯，开始了一段跨越太平洋、曾经美好但又充满辛酸的乒乓情缘。

　　作为我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最优秀的直拍正胶快攻手之一，高军在第42届世乒赛女单比赛中成为中国女队进入四强的仅存硕果。那届世乒赛，“海外兵团”这个词的使用率达到了顶峰，一日之内世界头两号种子邓亚萍和乔红分别负于代表新加坡和德国出战的井浚泓和施捷。半决赛高军对垒代表中国台北出战的前国手陈静，高军正手打不上、反手推不死，以0比3完败对手。从41届世乒赛女团决赛连负玄静和、俞顺福开始，不紧不慢的高军总给人一种“就差那么一口气”的感觉。是的，从铜牌到金牌，两步之遥、咫尺巅峰，她为自己圈了一个并不完满的句号。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我是很喜欢打乒乓球的。但是1993年世乒赛后，我就说什么都不想再打了。不是觉得打够了，而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就是打得很痛苦，享受不到什么乐趣，看见它我就烦。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状态也非常好，42届女单，中国队就我一人进了前四名。半决赛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扛不住了。因为中国队全输了，我当时承受不了那种压力。输给陈静，我觉得不是因为自己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了心理上。如果我赢了她，决赛对玄静和我也不下风。陈静为什么在决赛的时候输给了玄静和了，我觉得她也是输在心态上。此前的比赛，她对玄静和几乎全胜，到决赛了，她觉得她能赢，结果却以0比3输了。当然她可能没有我那么大的压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了她技术上的发挥。

　　于是，我的球就这样停了好多年，大概有个五六年吧，基本就没有摸过拍子。而且去美国的时候我的甲状腺有点问题，就是不能运动，一运动就心慌，心跳特别快。那时，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早起上班，到点下班。再后来，我就是随便打打球，周末约个人“哎咱们俩去玩玩去吧”，几乎五六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每次打完后都挺美的，就是觉得打球还真好玩，然后偶尔参加个小比赛，谁也赢不了我，我自己觉得挺美。

　　1999年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英格兰公开赛，是隐退多年的高军首次在央视转播的大型比赛上以“美国队队员”的身份露面。时过境迁，新潮的发型和略微发福的身材都告诉人们，眼前的这个高军已经不是往日的那个国手高军了，但有一点没变的就是她打球的灵气以及毫不张扬的独特个性。那次比赛她杀入四强，在半决赛上负于法国选手安尼-布尔热。

　　1997年，我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之后，美国乒协一直问我想不想代表美国队打比撒。我说还打什么呀，就这么玩玩挺好的。他们就劝我，你干嘛不打，你看你不练球，在美国都还没有人能打过你。我当时想，我原来打球有个目标，可现在纯粹是为了好玩，没有目标去打，有什么意思啊，就一直没有同意。到1999年的时候有个泛美运动会，级别相当于亚运会，美国乒协又来动员我，说咱们一直都赢不了加拿大，你出山了就有希望了，如果成绩好以后还可以代表美国队打奥运会。美国一直跟加拿大拼嘛，加拿大有一个耿丽娟，美国队谁也赢不了她，正巧有个小比赛我赢她了，他们就觉得希望来了。可当时我入籍的年限不够，按着国际乒联的规定，要参加泛美运动会和奥运会必须征得原乒协的同意。于是，美国奥委会的人就写信到中国乒协问我能不能打，中国乒协同意了。盛情之下，我只好打吧，一打吧，还真把耿丽娟给打下去了。团体赢了、单打也把她赢了，好像是3比2赢的。帮我写信给中国乒协的Jone Ruge特别高兴，其实他一点也不懂乒乓球，决赛那天他去看球，怎么算是赢球怎么才是输球他一点都没有概念，裁判员翻分翻我这边他才鼓掌，后来他知道怎么看球了，就说：“太紧张了，我手上全是汗，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