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阿特金森这ＳＢ把我们从阎世铎转移到一些更为崇高的话题上——比如爱国反帝。几天来，我从媒体、尤其是《体坛周报》同行的报道和评论中受益良多。这是体育媒体难得而罕见地挑起重大的公共话题，民族主义本来就是体育题中应有之义，借民族主义聚敛人气无可厚非，众所周知《太阳报》之崛起与在马岛战争期间极尽爱国之能事大有关系。从阿特金森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言论激发出群情激昂的爱国反帝言行，尤其符合吾国吾民心态与行事逻辑，然而在这一泛政治化过程中，言论自由、个人权责与政府功能、国家行为却容易变得混沌一片，而这种种界限，并非民族主义并非爱国反帝就可以一锅端一锅煮。
阿特金森的言论不能代表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但要把事闹大，又不能不扯上英国人民和英国政府，这就是我的《体坛周报》同行的悖论。所以，克韩和骆明的文章中都出现了“帝国主义”这样的大词，骆明的标题也大得吓人——《英媒体这些年干了什么》。他们发表了致英国驻华大使的公开信，建议英国使馆转告、提醒、建议阿特金森道歉。
然而一个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职能和职责：建议（或者要求）一个公民为自己的言论向受冒犯者道歉。假如这个公民触犯了法律，那也是司法、而不是政府要管的事。克韩写的《体坛周报》社评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并非要将公民个人行为抓住国家不放（注：原文如此，似为病句），虽然，历史上帝国主义将某个个体事件单方面转化为国家行动乃至国家政治行动屡见不鲜，给别国人民造成的痛苦难以尽书。我们只是想提醒英国政府，中国人民总认为“求仁行善积德”是做人基本，总不忘记别让自己的行为丢本民族和国家的脸。相信英国政府也不希望本国国民老是“自由”地招惹别国人民——从美国到伊拉克，政府总要希望本国公民少侵犯别人为好。”
抛开这段话的逻辑混乱不说，以“求仁行善积德”的道德观去衡量看待政治，是吾国吾民典型所为，而光凭“求仁行善积德”是无法认清、理解现代民主的。现代民主要义之一是政府少管人民——尤其是个人，而我们的爱国者却在呼吁英国政府多管管它的国民。克韩在另一篇文章中呼吁中国球迷“完全可以不用客气利用伦敦申奥急需国际支持的弱点，抓住阿特金森问题不放，让英国人自食其果”又一跃把阿特金森和“英国人”划了等号，要整个“英国人”为阿特金森的言论负责。假如说有的英国媒体抓住阿拉贡内斯对亨利的种族歧视言论不放不无打击申奥竞争对手用意，那么既然我们不用和人家竞争申奥，又何苦拿阿特金森和申奥扯上关系？再说假如要贬低伦敦申奥，拿女王说事总比拿阿特金森说事要有力得多吧？
克韩称“如果全世界的人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天天对着英国最尊贵的女人——女王陛下‘言论自由’，而且是阿特金森似的无耻言论，大英帝国臣民会开心吗？”问题是英国人自己对女王陛下的大放厥词已经汗牛充栋，而女王也早就习惯了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甚至包括“王室谋杀戴安娜”这样耸人听闻的言论。阿特金森的言论固然可恶，但不能由此推导出一个结论：英国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管好英国人的嘴巴；更不能因为错误的言论而贬低言论自由本身，将个人言行上纲上线到国家、民族、政府的高度固然解恨，但仅仅是“声高”，谈不上克韩自许的理性。打个比方，假如哪天哪位中国球员在英国赛场，狠狠地用言语表达了欲与英国人的母亲发生关系的愿望，《太阳报》会不会发表致中国大使的公开信？
弱者需自强，但弱者心态若不加节制只能自暴其弱、乃至加剧其弱。从去年对所谓奥尼尔“种族歧视”言论的抨击，到最近对耐克那个所谓“侮辱中国文化”的广告的声讨，都反映了这种过敏的弱者心态，以及对美国文化包容性、对自由主义想象力的隔膜。阿特金森值得人人喊打，但不值得上纲上线，去跟着讨论中国女人漂亮与否乃至英国使馆女新闻官漂亮与否，就更是无趣之极。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一大功效首先是：一旦这把尚方宝剑祭起，其他问题乃至其他主义往往迎刃而解落荒而逃，其次是总会有人以民族良心、民族魂自居，动辄代民立言。《体坛周报》发动民间爱国行动无可厚非，但其评论员动辄以“中国人民……”、“我们全中国球迷……”口吻说话就未免太吓人了。少用“人民”来吓死“个人”吧。连万恶旧社会辜鸿铭这样的老朽用英文撰文时都懂得以英式古雅随笔之语气“Ｉ Ｓａｙ……”开头，可不像我们新社会的文人者流，动辄“Ｗｅ Ｓａｙ……”“Ｏｕ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ｉｎｋ……”
伦敦海德公园有个历史悠久的演讲角，任何人都可以上去演讲，阿森纳迷可以上去骂切尔西，切尔西迷也可以上去骂阿森纳，阿特金森可以骂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也可以骂阿特金森。而骂英国政府似乎从来都是这个演讲角引人入胜的话题。伦敦市长利文斯顿最近一再对小布什大放厥词，对布莱尔置若罔闻，甚至打算邀请卡斯特罗来访，这个有趣的市长加深了人们对民主社会的认识，而同时，特拉法加广场也免不了有捍卫传统的人游行抗议乃至要求利文斯顿滚蛋：因为他下令特拉法加广场不准喂鸽，甚至放老鹰来赶鸽子。
言论自由或许难免滋生小恶，但没有言论自由必助长大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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