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高1.89米、双目炯炯有神、招牌式的笑容以及同NBA赛季共同走入亿万中国球迷心中的精彩解说， “徐济成”的名字对关注NBA的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私下里，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大徐”。
在NBA，有一句形容乔丹的专用语： “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是迈克尔·乔丹。”
当大徐离开新华社体育部采访室主任一职，出任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主新闻中心处处长职务时，这句话就有了大徐版本：“这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是大徐，采访过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到2000 年悉尼奥运会的四届奥运会。”
“我来奥组委早有预谋”
“如果让我选择只干一件事，我会选择篮球。很幸运，现在，我既可以做奥运组织工作，还能和篮球在一起。”融入北京奥组委，在这里度过了45岁生日之后，徐济成说，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从以前在新华社给记者安排采访工作，转换成更好地为媒体服务了。
来北京奥组委工作，大徐早有“预谋”。 “做了20 年体育记者，如果有机会从另外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职业，一定会对体育记者这一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所以当北京奥组委在国家机关贴出选调通知之后，徐济成毫不犹豫地填上了“媒体运行部主新闻中心处”。经过笔试和面试，今年5月11日，大徐有了新职务———“媒体运行部主新闻中心处处长”，有了新职责———“规划和筹建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
“记者最需要什么 我知道”
每一届奥运会至少有10位记者被场馆和新闻中心的各种玻璃门撞掉门牙，撞破眼眉，撞伤鼻子导致“毁容”，从各处楼梯上摔下去的记者更不计其数。
曾亲眼目睹了奥运会上记者无数“惨状”的大徐，还记得自己在采访广岛亚运会时，因急匆匆地赶着发稿，而被突然卷起的地毯绊倒的情形。“ 这就是细节，地面铺上塑料地毯是为了防滑，但却忽略了在奔跑中会卷起来的地毯可能缠住记者的鞋。玻璃门前放提醒标志，楼梯必须是明的，要铺上黄色的地标。每一个点都马虎不得，这要拿出比当记者细致得多的精神来。”
有着5届奥运会采访经验的徐济成深知，采访奥运会的国际记者人数众多，仅注册媒体人数就超过22000人，而且媒体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加上天气炎热，截稿时间的压力，所以记者是奥运会期间最紧张、最疲劳、最敏感、最易抱怨和有最多需求的群体。
也因此，北京市和奥组委的领导一再强调，北京奥运会能否成功，媒体的评价将起重要作用。主新闻中心的工作要求就必须格外细致，细心再细心。
“这三年相当于在北京奥组委读研究生”
进入北京奥组委，徐济成坦言：“这里是我工作过的规章制度最为严格的地方。”早晨8：30上班，下午5： 30下班，很多时候还要加班，这与大徐在当记者时东奔西走的工作方式有很大差别。
一些人对大徐减少“抛头露面”机会而去担任一个“媒体后勤部长”很不理解。面对这样的非议和质疑，徐济成说，社会活动少了，并不说明我接触的东西和人就少了，反而是更多了。我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习惯。
“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当今世界最流行的专业的媒体运行从理论到操作都还几乎是空白。如果把筹办奥运会的这三年当作一个学习机会相当于在北京奥组委读一个研究生，那就太值了！”
“我是奥组委篮球教练”
来到奥组委的大徐依然会在中央电视台解说NBA的比赛，业余空暇，主持NBA在中国的“ 篮球无疆界”、“读书成才”公益活动。当然，CBA联赛更是大徐关注的“自己的联赛”。现在，大徐还有了一个新 “头衔”：北京奥组委篮球俱乐部教练。
他一到奥组委就报名参加了俱乐部，被30多位奥组委里的篮球爱好者委任为教练。周五晚上只要有时间，大徐都要和同事们到朝阳区一学校体育馆切磋球技。“队友很年轻，朝气蓬勃，技术不错，打得精彩！” 如数家珍，俨然一位称职教练。
“三年后还回新华社”
“北京奥运会后，我还回新华社，回到体育报道行业中。”大徐说，这段经历，能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媒体运行的本质和特点，走的路会更宽，视野更开阔，有着更多的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平台。这些无论是对自己和新华社，还是中国的体育新闻事业，都大有裨益。“通过奥运会的媒体运行操作，把国际上的media operation（媒体运行）先进经验带到国内，我的体育记者职业生涯就很完满了。”
徐济成：我在北京奥组委挺好的
人物简介：徐济成13岁被选拔到济南市业余体校篮球班，1986年大学毕业调新华社体育部任体育记者，专长：篮球报道，发新闻写评论，新浪网站开专栏。
周末做央视直播NBA解说顾问，CBA 媒体代表。现任北京奥组委媒体运行部主新闻中心处处长
8：30，何川准时进入办公室，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早晨的阳光倾泻进来，室内略显混浊的空气一扫而净，窗台上的花盆里一株仙人球和几朵含苞待放的茉莉花与书桌上一摞摞的文件、资料，相映成趣，靠墙并不很齐整地码放着六七册大部头外文字典和一本又大又厚的《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彰显着主人的工作：奥运、翻译。
我的工作：收集“TOK”信息 及时反馈
收集信息，是北京奥组委信息中心员工每天的工作之一，何川也不例外。
不过，他每天走进办公室后第一件重要工作是浏览邮箱，回复邮件。今天收到的一封重要的信件来自国际奥委会，询问北京奥组委在知识转让方面的进展情况。何川在回信中向国际奥委会有关人员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提供了一些来自北京奥组委的反馈意见。
“TOK”，奥运会组织工作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英文缩写，核心内容是“知识转让”，是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签署的《主办城市合同》中规定的一项义务。
前几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有义务将自己在奥运会组织工作当中的经验、教训和心得，与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共同分享。从2002年开始，国际奥委会致力于收集和整合历届奥运会筹办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并负责向将要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城市传授这些宝贵的经验。
北京奥组委于2003年初开始举办奥运会知识转让系列学习班，随着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筹备工作的不断深入，类似的专题培训班将根据需要每年举办十几次。内容涉及项目管理，战略计划、场馆及临建设施、奥运会安保、交通、医疗卫生、人力资源等领域的专业知识。
何川是北京奥组委内该项目的全程负责人。“年初，我们到奥组委各个部门搜集意见、了解需求和意向，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具体问题，整理细化后，将需求通过E-mail递交给国际奥委会，IOC根据提供的信息寻找往届奥运会的专家。”专家组成和交流时间一旦确定，何川和同事们就忙着为专家团安排来华签证、食宿、交通、会务等一系列后勤保障事务。
从各部门提需求到学习班报告总结完成，一个知识转让学习班前前后后需要至少两个月时间。何川说，“这相当于接待外宾代表团。”
正在翻译《奥林匹克宪章》
与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选调到奥组委的朱咏梅老师合作，雕琢《奥林匹克宪章》最新中译本，是何川今天工作的重头戏。时钟刚刚指向10点，朱老师抱着一叠复印文件和已出版过的中英文版本进来。
《奥林匹克宪章》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根本大法，从诞生至今，国际奥委会就在不断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何川的计划是为奥组委内部的员工出版一个最新、最准确的中文版本。
朱咏梅和几个同事已将最新《奥林匹克宪章》中译本的前期翻译大体完成，其中不少需要斟酌的词句用铅笔进行了标注，今天的任务是两人“脑力激荡”，确定准确表达。从序言开始，中文词语顺序的调整、词语的取舍、采用逗号或者顿号，两位英语专家反复推敲。有时，一个很常见的英文单词转到中文，要花去好几分钟。
拿“referees and judges”举例，旧的版本译为“裁判长和裁判”，两人查阅资料、咨询体育部的专家后认为，在英文当中不同比赛，裁判称呼不同，有的称“referees”，有的则称“judges”。 而在国内，“裁判”这个称呼用于所有的体育项目，在译文当中统一译成“裁判”即可。
就这样，经过5个小时反反复复、来来回回推敲，他们终于完成了《奥林匹克宪章》中译本的前40页。
“修改几遍不算什么。”何川看来，花费精力最多、最仔细的要数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稿的英文翻译了。
“北京奥组委在新加坡全会的英文发言稿，从起草、修改到完成，用了整整两个星期，修改了8到10次之多。”每当有类似任务，何川几乎晚上都在9点甚至10点之后才能离开办公室。“从要求出稿时间开始倒计时，逐字逐句抠出来，一个字一个字核对，不能有半点差错。”
2008年大展身手
如果算上他本人，何川牵头的信息中心翻译室只有4名工作人员，皆为英语翻译的高手。负责每个月北京奥组委几十万字的翻译工作。
奥运会期间，北京将为所有参加奥运会的人提供语言服务，信息中心承担了全部的笔头翻译服务，包括会议文件、比赛成绩公告、信息系统和网站内容，最高峰期间，翻译中心的人数将达到60至100人。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杨润声
摄影/本报记者 李艳明 崔浩 马森 杨润声
北京奥组委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川：2008年翻译将达100人
人物简介：何川，英语专业毕业，曾经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英语教师，北京申办和筹备奥运会，他都为之从事翻译和外事联络工作。北京奥组委成立后，他从国际联络部调至信息中心。北京奥组委许多英文资料稿件都有何川的笔迹。
转自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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