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北京奥运时代”:完善举国体制推动全民健身

　　2008年于中国竞技体育是极度辉煌的一年。金牌榜和奖牌榜上的累累硕果和鸟巢上空绚烂的焰火，把国人对体育的热情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烟花散尽，繁华消退，全民奥运热潮渐渐褪去时，中国体育也悄然回归本位。奥运冠军光荣退役，体育官员新陈代谢，新的奥运周期照常开始；与此同时，球场暴力、“年龄争议”、“奖金风波”浮出水面，不和谐的画面不时闯入人们的视野。

　　综合新华社报道

　　举国体制亟待完善

　　中国体育健儿在北京奥运会上创下的辉煌战绩，离不开实行多年的举国体制，甚至欧美体育强国也十分羡慕，意图效仿。不过，这更多来自国外体育界人士的意向，政府和社会层面很少有人提出要仿效中国的体育体制。在国内，近年来关于举国体制的讨论和争议也从未停止过。当后备人才萎缩、运动员退役后生活艰难、体育成本偏高等问题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之时，举国体制也是与之密切相关的话题。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钟秉枢认为，在“后北京奥运时代”，举国体制将被赋予新的内涵。首先，中国老百姓仍然会希望看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升国旗奏国歌，也就是说“奥运争光”的目标不会变。与此同时，举国体制不应只举“体育王国”的“国”，不能只是在体育系统内部举全国之力，而应该把全国资源充分调动起来，真正实现体育和教育的有机结合。实现体教结合是一种大趋势，其进程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应该而且将会加快。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奥运会击剑冠军仲满的启蒙教练、江苏省南通市少年体校的老师吴娟在选拔苗子时遇冷，主要原因就是体校出口太窄。其实，这只是作为举国体制重要依托的三级训练体系和基层业余训练严重萎缩的一个缩影。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10月份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指出，文化教育、退役安置等工作中的一些长远性、根本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第一，体育系统内各级各类体校文化教育师资非常薄弱，文化课难受重视。运动员承担的大量训练和比赛任务，又严重挤占文化学习时间，学训矛盾突出。第二，省级以上专业队长于运动训练，短于文化教育。有的地方虽然挂了运动技术学院的牌子，但是有文凭无文化、有文凭无水平的现象普遍存在。第三，按照政策可以进高校进行“再教育”的尖子运动员毕竟是极少数，大量体校学员、省队队员不可能成为尖子，因此不可能进高校接受“再教育”。而那些非尖子运动员因缺乏文化和技能，退役后就业难，直接影响了更多有体育天赋的孩子进体校、进专业队的积极性。第四，不少体校培养目标单一，学生如果不能成为尖子运动员，既无文化，又无技能，难以就业。刘鹏说，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体教结合的新路。这也是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卢元镇则认为，中国体育最近20多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基层业余训练江河日下，并预言其恶果将在今后10年内显现。卢元镇认为，我们现在实行的举国体制并不是真正的举国体制，“目前的举国体制是由政府绝对主导，而其它社会力量被完全摁死啦”。最明显的一个例证是于芬和清华跳水队的尴尬处境——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不让注册，你就是培养出奥运冠军也难以为继。用卢元镇的话说，于芬就是“报国无门”。

　　全民健身任重道远

　　12月17日，《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在京公布。这份《调查公报》显示，2007年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含在校学生）参加过体育锻炼，全国“经常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面对这样的结果，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刑文华说，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两次站上金牌榜榜首，显示出中国已经成长为“体育大国”，但是“绝非体育强国”。刑文华认为，奥运金牌的多寡与体育强国无关。与美国、加拿大、韩国、芬兰等国家相比，我国群众的体育锻炼情况“基本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

　　钟秉枢教授认为，在“后北京奥运时代”，群众体育必将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他说，在国家体育总局公布的2007年度体彩公益金支出约有6.9亿，其中用于全民健身计划的约3.3亿，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的约为3.6亿。在北京奥运会之后，用于全民健身的经费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卢元镇教授则表示，现在群体部门很着急，认为全民健身大发展的时机到了。可是，省市体育局还是在忙着全运会。卢元镇注意到，最近新增的全国智力运动会、全国大漠运动会和全国水上运动会使全国综合性运动会总数达到13个之多。如此众多的“全国运动会”不但导致体育经费大量花在竞技体育上、体育资源严重浪费，也让政府部门埋头弄这些运动会，无暇顾及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甚至还养了一堆“会虫”。卢元镇说，竞赛制度改革和精简运动会应该是今后一个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