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如何完成华丽转身 从剑桥博士到奥运官员

　　8月9日开幕式后，邓亚萍和他的同事们由于积劳成疾，纷纷病倒，一字排开，在奥运村医院里接受治疗。“我当时跟我们主任(杜德印)请假，我说，‘杜主任，您什么时候让我歇歇？’他说，‘没关系啊，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歇，你就把这活办完了就行。’我说您这不等于没让我歇嘛。说归说，确实非常累，但活干不完，谁能歇？”

　　7月20日奥运村预开村，27日正式开村，8月5日是各代表团入住的最高峰，8月8日奥运会开幕，8月9日开始元首们纷纷离京，“一人分饰两角”的邓亚萍最终也没能喘上一口气，“尽管奥运村村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暂告一段落，但我仍然松不下来，因为我还是新闻发言人，要召开新闻发布会。”

　　一夜之间，邓亚萍从媒体追逐的对象，变成了新闻发布会这个博弈舞台上与之针锋相对的“对手”。作为新闻发言人，邓亚萍的厉害，记者亲眼见识过：北京奥运会乒乓球比赛抽签仪式当天，作为嘉宾出席会议并回答某国外媒体提问的邓亚萍，曾“不客气”地纠正了翻译的几个小错误。

　　如果说，在奥运村的运行期间，邓亚萍整日面对的是庞杂、繁复的外交礼宾活动，那么作为新闻发言人，她面对的将是抱着不同态度，操着不同语言，整日与文字打交道，甚至在一个问题中下好几个套儿的精明记者。

　　别慌，乒乓球元素来了。熟悉邓亚萍的人都知道，她的整体技术风格是“正手快，反手怪”。她正手反胶快攻、盖打堪称乒坛一绝，在处理奥运村的礼宾活动期间，她正是发挥了这种又快又准的作风；她反手长胶能发力，能借力，飘忽不定，以柔克刚，管你是削球还是弧圈，通吃！

　　邓亚萍说，关于奥运会，她相信自己知道的事情一定比提问的记者多，虽然可能有人比她知道得更多，有人比她有更多的经验，但她觉得记者们提出的问题不会超出自己知识的范围。“这就像比赛一样，要能掌控全局，让对手跟着你走。新闻发布会回答问题是有技巧的，我属于以柔克刚型，我会用非常柔软的语言把我的原则告诉提问的记者。”

　　在奥运村部的时候，我主持过两次新闻发布会。奥组委当时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部长媒体接待日。奥组委一共有29个部门，每个星期二有一个部长或副部长来主持媒体接待日，大部分接待的是境外媒体，我主持过两次，介绍了整个奥运村的筹备情况。

　　奥运村开始运行的时候，新闻发言人是我们奥运村部部长，后来追加了我这个新闻发言人。7月20日杜德印主任跟我讲，“你要做好‘3＋N’场新闻发布会的准备。”三场发布会是指奥运村开村之前一场，运行阶段第二场，残奥村开村之前第三场，N场就是不可预知的，关乎于突发事件的发布会。

　　7月25日，我们要召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等于我就5天准备时间，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既然让我去做，我就必须要挑起这方面的责任。运动员，特别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是敢于打硬仗的，有一种勇挑重担的责任感。既然让我做，我就尽可能把它做得好一点。

　　了解了情况以后，我马上召集了几个人，成立了新闻工作小组，专门研究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当时开会的时候，我们手里压了一沓采访需求，奥组委的要求是“善待媒体”，按照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的要求是“零拒绝”。我对“零拒绝”的理解是：对于媒体，能答的就要尽量提供客观的信息，不能答的也要给个答复，不能石沉大海。所以我们只要收到申请采访的单子，在24小时之内，必须要给答复。如果出现重大突发事件，我们要在一小时内召开新闻发布会，不能拖延时间。越拖延时间，越去回避，不利的舆论就会越占上风，不是事实也成事实了，所以说应急反应得快，更不能因为怕失语，怕说错，就不做了。

　　我们新闻工作小组只有5、6个人，全是年轻人，有的是干新闻的，有的不是，因为是现搭起来的架子，现有的人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怎么干？我觉得跟打球有点相似，我们打球要知己知彼，对记者也一样，我相信以我知道的信息和对奥运村的了解，记者的问题跑不出我的脑子，我得有这样的自信，否则我在奥运村待了这么长时间白干了。

　　我当时的思路就是先把硬骨头“啃”出来，难的先“啃”明白了，就不怕简单的问题了。什么问题是我们最难答的，什么问题是我们最难受的，先把这些想好了，剩下的就不用准备了，都在脑子里呢。因为我们有一些舆情的监控，最坏的问题实际上大家也是知道的：比如，所谓人权、食品安全、安保、环境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很难答的，新闻发言人要承担责任，答不好是要出事的。所以当时给我准备了20多页纸的问题和回答方案，也都报给领导看了。

　　预开村5天后的7月25号，我在主新闻中心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世界上所有的媒体对我们的奥运村是非常关注的，因为其它场馆的报道很多，而奥运村是有最高级别安保措施的地方之一，一直是封闭的，非常神秘，从来没有记者进入到奥运村里来。一场新闻发布会45分钟，我先用10分钟介绍情况，剩下35分钟是答疑，我那天回答了将近30个问题。

　　我当时说我们村里“设施全，服务好”，有个记者马上就提问，“你刚才讲你们奥运村什么都好，你们有没有接到投诉？”我首先跟他讲，我是很客观的，怎样按照要求去做的，但是我们是零投诉。我不会上来就说没有投诉，但后面我会告诉他事实是什么。那天遇到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但由于之前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包括回答最尖锐问题的准备，所以那场新闻发布会开得非常成功。

　　我的自信再一个方面来源于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可以根据情况做不同的转换，有时候我可以以一个运动员的身份来回答，我曾经在奥运村住过，以前的奥运村什么样，现在的什么样。我还可以用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回答，2004年，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三人工作小组，在雅典奥运会时全程介入，通过这个身份掌握了一些政策，国际奥委会是怎么说的，我们是怎么做的。因为有不同的身份，我觉得自己很好地解决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而有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回答就显得比较有说服力。

　　我印象中第一个问题是，“听说有一些运动员不住奥运村，是因为奥运村设施不够好？”当时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新闻，我的回答是，“据我们了解，各个代表团先谴组的人来，全部运动员都注册了，没有不住奥运村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跟媒体打交道，特别是西方媒体，必须要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的报道习惯，有的时候需要顺势而上，有的时候可以适当迎合，可以以他的思维方式为出发点，拿出大量的数据，拿出鲜活的例子，这样他们更容易接受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