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老申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老申花致力于和各家维持好的关系；能够冒着中国足球之大不韪的，朱骏和他的团队的确给申花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对于行业规定或者法律的态度，一些方面直到现在还是具有一定争论的。“非禁止、皆可行”，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对的。比如，国家的法律一直都表明“男22周岁、女20周岁以上都有结婚的权利”，而曾经的大学校园多在校规中明令“在校学生结婚勒令退学”，随着时代的发展，两者之间的矛盾从无到有由小及大，最终迫使校方作出规定上的妥协。

　　但是，“非禁止、皆可行”这个概念，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新事物的发展，其外延可以无限延伸。“汉谟拉比法典”起用至今也不过不到4000年，而如此长久以来，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对于法典的更新总会慢于现实情况的出现，事实上也是新情况引发新条例。在这个当子上，只有人类千万年进化而来形成的道德观来约束。法律和道德，前者是成文的、体系的、广泛平等、一定时期内恒定的，而后者则是取决于文化、环境等等不同的动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只有法律法规才能够最终做出裁定，而道德只能认为判断好恶。

　　在这次戴琳的转会过程中，申花犯了众怒，可以认为是违背了这个圈子中的道德，但是并没有违反这个圈子管理部门所制定的法规体系，只是在“非禁止”的外延中走得远了一些而已。在这个事件中，足协的确难辞其咎。就在年初周海滨强制离开山东鲁能的时候，就已经引发了“洗自由身”的说法。但是半年下来，足协始终无动于衷，如果中国足球有一个平等互动的机构，那么足协中的一些人将以“不作为”被弹劾。

　　但，这可能么？显然，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

　　中国足球有着自己的特色，或许当中也渗入了太多中国文化的东西，比如“君子协定”，这就给了太多钻空子的机会。朱骏是个生意人，是个投机者，他仅仅尊重成文法规或者合同，他乐于见到那么多的空子，并且愿意以“犯众怒”的代价去钻一钻。但是，他也应该由此理解申花为了裁判问题所派“上访团”无功而返的局面，以及——我只是随便猜测一下——下半赛季继续遭受如此的待遇。

　　就像争取在大学中结婚的权利一样，朱骏其实在做一件合法的事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中超还是需要朱骏这种人的，至少足协应该从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制定的规则漏洞多得就像筛子。只可惜，一个朱骏叫不响，他于是就要面对特立独行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