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队里的篮球明星曾在战场上三立战功　凭借过硬素质成为战地记者　拍摄受重伤他请求先抢救战士

　　成为摄影师之前，他是一名立过战功的炮兵；成为摄影师之后，他又是一名出色的战地记者。

　　由于当时我军防空能力较低，战场上并没有敌后和敌前的分别——任何地点都有可能遭受空袭。

　　朱文富牺牲时年仅26岁，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儿女。我们辗转联系到朱文富的各位战友，通过他们的回忆，试图将朱文富的形象还原。

　　朱文富扛起近百斤重的炮弹，依然“健步如飞”，最终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战地摄影师

　　人物简介

　　朱文富（1940-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四川江津人。

　　1959年3月入伍，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青团，1962年12月因在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中表现突出荣立三次三等功。1963年7月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学习摄影，后任纪录片摄影助理。

　　曾参加过《红色的学校》、《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刘英俊》、《假日》（立体片）、《城市防空演习》、《冬猎》等数部影片的拍摄。1966年9月参加八一厂战地摄影队，活跃于前线部队。

　　1966年11月3日正在前线执行战地摄影任务时，遭到敌机扫射，英勇牺牲，时年仅26岁。

　　北京军区某高炮部队授予他烈士称号并追记二等功。党组织根据他生前意愿，追认他为中共党员。

　　篮球明星

　　平时内向场上生猛

　　“你总像个大姑娘羞羞答答”，从朱文富的战友写给他的一首《爱，没有散射》的诗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平日里的那个朱文富。

　　朱文富被他的战友们亲切地称为小朱。他的一位战友曹世群（后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主任记者）回忆说：“小朱平日里比较内向，但到了篮球场上，却是生龙活虎的另一番模样。“

　　曹世群与朱文富共同在炮兵团里度过了4年的军营时光，“小朱当时是副排长，也是连队里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曹世群记得很清楚，每天晚饭后都能在军营食堂外的篮球场上看见朱文富运球、投篮的身影。

　　当时，篮球并不是所有人都“打得动”的。由于他们所在炮兵团驻扎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而篮球这种耗氧量极大的剧烈运动，就更需要过硬的身体素质。

　　“小朱身体很好，一场球下来，他一点事也没有。”曹世群说，当时，篮球是军营里唯一的运动，朱文富自然也成了连队里的“篮球明星”。

　　三立战功

　　素质过硬进摄影班

　　1962年12月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战，为朱文富的战斗履历增加了精彩的一笔。他被授予的三次三等功，足以证明他对这场战斗做出的贡献。

　　当时，他所在的炮兵团所执行的是对入侵敌人进行炮击的任务。由于炮兵团采用的都是威力最大、重量最重的迫击炮，所以炮阵的转移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而身高1.75米的朱文富，扛起近百斤重的炮身炮弹，依然“健步如飞”。当时，曹世群执行的也是相同的任务，他回忆说：“正是由于我们炮兵阵地的高速转移，使得我们的炮击‘神出鬼没’，敌军根本无法预料。”

　　这密集的“炮雨”和前线士兵的冲锋，彻底打垮了敌军，并将败退的敌军逼退到国境线以外。战斗大获全胜。

　　这些战斗经历，为朱文富从士兵转为战地摄影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从军队里选拔摄影师有几个条件，而能扛动百余斤的摄影机则是基本要求。”

　　最后，1963年7月，曹世群与朱文富一道，经过层层筛选，被选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班学习摄影。此后，二十岁出头的朱文富便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成为一名奔走于前线的战地摄影师。

　　勤学苦练

　　首挑重担独立拍片

　　朱文富的另一位战友蒋恩树（后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主任记者），当初同他一起被选中，参加了摄影班的学习。

　　当时，教室设在简陋的会议室内，墙上挂着立功人员的照片，其中最为醒目的是牺牲在战场上的高庆生、文宗华同志。

　　蒋恩树说：“纪录片电影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的，这是我们到八一厂后刻骨铭心的第一课。”

　　朱文富和蒋恩树平日里是好哥儿们。“休息日，我和朱文富去得最多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发现好的业务书就相互推荐。”蒋恩树回忆说，当时，在摄影班的实习期间，几个队员合用一台苏联产的照相机，所以大家都很珍惜使用机会。

　　一个周日，蒋恩树和朱文富天不亮就赶到北海公园，公园还没开门，他们硬是将门敲开，跟看门的老大爷求了半天情，才被允许提前进去。那一天，他们拍到了日出。

　　蒋恩树告诉记者，朱文富是当时摄影班中独立工作最早的，因为其业务能力强，所以很快就挑起重担。“1966年7月摄制完成的《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刘英俊》，是朱文富独立拍摄的第一部纪录片。”

　　血洒前线

　　拍摄遇袭埋骨他乡

　　在前线战地拍摄的那段时光，是朱文富人生中最后的日子，那是1966年。

　　那年9月，26岁的朱文富参加了八一厂战地摄影队，同以前的任何一次出发一样，扛着熟悉的摄影机，背上了沉甸甸的胶片盒，与战友们一起冲上了前线。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他再也没有能够活着回来。

　　曹世群和蒋恩树同样参加了当年前线的拍摄。据称，当时前线高温，而且非常缺水，他们常和当地的水牛一起，在泥浆里洗澡；没有吃的，就天天吃咸鸭蛋，“因为怕鸭蛋臭掉，所以每一个鸭蛋都特别咸，越吃也越渴。”

　　而遭受轰炸，对于当时的摄影队来讲，是家常便饭。蒋恩树回忆，摄影队几乎每天都是在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我军高炮的怒吼声中度过的。

　　“我们当时的工作，就是在前线拍摄，拍摄一切跟战争有关的事情。哪里被轰炸，我们就得第一时间奔去被轰炸的现场。”蒋恩树说。

　　1966年11月2日下午，朱文富所在的部队接到了敌情通报，称在3日敌军会有大规模的轰炸行动。当时，前线部分摄影队人员正在进行工作总结，接到通报后，总结便提前结束，摄影队人员立即回到了自己所在的阵地。

　　11月2日深夜，朱文富和战士们一起搬运炮弹、构筑工事。有战士劝他休息，他坚决不肯。当晚，朱文富干了一个通宵。

　　3日清晨7时许，不待工事修完，战斗警报已经拉响。战士们在炮位上严阵以待，朱文富也手拿摄影机站在仅有几十厘米深的掩体里。

　　突然，阵地右侧一架敌机猛扑下来，投下数枚子母弹，专心忙于摄影的朱文富，头部和胸部多处负伤，倒在了血泊中。

　　在进行抢救时，朱文富已奄奄一息，他吃力地指着身边受伤的战士说：“不要管我，先救那些战士吧。”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只有摄影机依然傲然地挺立着。

　　最终，朱文富还是牺牲了，牺牲在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朱文富墓碑上的字迹是否清晰依旧？用他乡黄土垒就的坟丘是否还绿草青青？清明时节有谁去祭扫？……这些都

　　让朱文富的战友们永远惦念

　　心中。

　　本版文/记者成怀喜

　　实习记者易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