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正宇

　　由于忘带一套球衣，深圳队很可能被扣除3个联赛积分，保级形势将因此变得更为严峻。未来在联赛全部结束时，如果深圳队恰好因为缺少了这3分而遭遇降级的话，那就真成了“一件球衣引发的血案”。

　　刑法理论中有所谓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刑罚轻重应该与罪行大小相适应。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深圳俱乐部的确在这一事件中存在着错误，而且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且不说上海申花当时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就连那些守在电视机前的球迷，也在那个下午浪费了不少时间。包括我在内，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深圳俱乐部需要为他们的过错付出代价。但关键在于，这种代价是否应当高昂到被扣除3分的程度？

　　如果将目光仅仅聚焦在本次事件上，或许很难衡量出处罚的孰轻孰重，那么不妨让我们来寻找一个参照对象：2004年10月，在客场挑战沈阳金德的比赛中，北京国安在第79分钟集体退场，采取了“罢赛”这种极端的措施。不久之后，足协宣布了对于北京国安的处罚决定，除了判决比赛以0比3告负、罚款30万元之外，还有额外的扣分处罚。那么到底扣掉北京国安多少分呢？不多不少也是3分。

　　把这两起事件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然后再用刑法理论进行剖析，就会得出一些很有趣的结论。首先从主观的意图来看，深圳队忘带球衣的形式应该算是“过失”，北京国安的主动罢赛显然应该被归为“故意”。那么我们都知道，在针对同一罪刑的判罚过程中，过失犯罪的量刑通常都要比故意犯罪轻得多。

　　再来看看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于深圳队忘带球衣的缘故，导致比赛被推迟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无论如何，这场比赛总算还是得以举行。至于2004年的那场比赛，在遭到北京国安的罢赛抵制之后只能无疾而终。仅就造成的后果而言，深圳队也明显在当年的北京国安之下。而在刑法理论中，犯罪后果的危害程度也会成为量刑时所考虑的因素。

　　也就是说，无论主观恶性还是客观后果，由深圳队所引发的这场“撞衫风波”，都及不上当年北京国安的“罢赛风波”。可是在进行处罚时，足协却做出了相同的裁决。根据普通人的逻辑来看，这两个裁决中至少有一个存在问题，要么就是当年存在着偏袒北京国安的行为，要么就是现在故意要拿深圳来开刀。更何况，同样的三个积分，对于当年的北京国安完全无关痛痒，却让如今的深圳感到了切肤之痛。这样一个处罚决定，恐怕会引发外界对于足协公正性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