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西门子勇敢地承认了错误，使用中止条款退出了合同，其中理由还特别引用了一些因为罢赛而取消的比赛数据。从1995年宣称的5亿的电视观众，中国联赛目前还剩下1．2亿的电视观众。平均每场到现场看球的球迷也首次跌至一万人以下，不及万宝路当年赞助甲A联赛的数据一半。

　　西门子手机销售在中国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反而跟中国职业足球联系在一起使消费者避免使用西门子的产品，后来没过多长时间就宣布在世界范围内放弃手机业务。中国足协发布的光鲜数据并没有能够完全掩盖中超满目疮痍，数百万欧元的损失，以及随后走马观花似的更换赞助商。

　　在不得不面对失去也还算慷慨大方的德国赞助商之后，中国足协也开始为钱发愁，但“国内足球”已经成为负面消极的代名词。有意思的是，整个中国都找不到一家愿意冠名赞助中超联赛的企业。

　　最终，中国足协的代理公司为下个赛季找到了一个赞助商爱福克斯，这是一家英国的网络电话公司。虽然他们在中国还没有牌照，但是赞助合同还是在最后一分钟被敲定。如此的商业赞助行为实在罕见，关于赞助商的信息非常有限，而且其产品也不曾被人发现。这给爱福克斯提供了中止合同的机会，接下来的赛季又不得不面临裸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中超联赛的混乱也开始直接影响到国家队战绩。

　　球迷酒吧入不敷出

　　中国队提前与2006年世界杯绝缘，也提供了一些陪太子读书的机会，在一系列的主客场热身赛中，中国队又有机会恢复自己的沉着冷静。截止到德国世界杯决赛圈开踢，中国队在系列友谊赛中的记录为先后输给西班牙、爱尔兰、德国、塞黑、洪都拉斯、瑞士以及法国。惟一的一场胜绩是跟哥斯达黎加队，但是世界杯的临近，球迷显然已经不在乎国家队的输赢。世界杯在2002年与中国队有过零距离的接触之后，再次成为外国人制造的娱乐产品。

　　在全国一片消沉沮丧的气氛中，我越发觉得在北京北边的一块鱼塘上修建起来足球场以及在市中心的小酒吧成为球迷的感情避难所。尽管我们使尽所有的办法，足球场管理经常会增加一些意外的开支，使得公司举步维艰。我花费了成本来维持足球场运转，可俱乐部能够用球场的时间非常有限，基本上是在周末。

　　我跟白博睿看着这些账面数据，其实酒吧的情况也完全相同。当有重要比赛的时候，我必须打包给球迷观众，但是一周内剩下的其他日子却很难吸引顾客上门。在一个周五的晚上，如果什么比赛都没有，谁会愿意去一个足球酒吧?曼联的朋友花了数百万却吸取同样的教训，他们在中国推出了“红魔酒吧”。尽管今天的曼联在中国球迷中还十分受欢迎，但是所有的红魔酒吧却早已不复存在。

　　偶尔不错的草皮以及安静的环境使之成为一个不错的踢球的地方，我一个队友甚至将其称为“罗文公园”。但是，地理位置始终是个尴尬的问题，从市中心到足球场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有些球队从东边过去，驱车再快也得40分钟。再加上收入无法覆盖成本，我的心情始终是痛并快乐着。

　　直到2004年秋天接到一个电话，我的悲伤的情绪才开始。打电话的是东北旺国家农场的领导。自从老李退休之后，新的农场领导发现前任居然免费租给别人一块地，而这块地现在由于北京市北边的建设发展已经身价倍增。

　　退租导致管理员想烧草皮

　　舶来式的俱乐部模式已经完美移植中国，勤劳的澳大利亚人和英国人建立了一些新的足球俱乐部。不过，那从来不是我的野心，然而我失去了足球改革基础之后，又不得不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我给俱乐部的每个成员都写了一封信，非常抱歉地告诉他们，我决定不再续租那块场地，所有的比赛将会很快移到另外几块临时租用的足球场地。

　　从内心深处感谢每个参与中国第一个业余俱乐部的人员，他们是一个如何让草根参与足球的例子。当我把消息告诉负责看场地的工作人员时，对他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拖家带口住在场地旁边的一个小屋内，现在不得不另觅栖身之处。临搬走的那天，他还打来电话，说泵房里还剩下一点汽油，请允许用它把草皮烧掉，这是他曾经天天管理爱护的草皮，或者也是最后一次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