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京华时报
■新闻背后
确定方向
当足坛打赌的消息披露后，我们第一时间在想切入的角度。第一种可能性是跟进调查具体案件。这在目前的采访环境下难度较大。一个担心来源于证据，如果我们去做被抓的范广明究竟犯了什么事，就会有具体的指向，证据就非常重要。取证对于记者来说非常困难。其次来自于官方消息源的被垄断。
否定了这种思路后，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可以超脱于每个具体案件的独家报道角度。后来我想，是不是可以从打赌风暴中足协角色的角度来尝试突破？
我先找了足球记者李承鹏和黄健翔，我需要和一些长期观察这个领域的人，印证我对选题方向的预判是否准确。谈话的结果增加了我的信心，李承鹏说，足坛赌球不是金字塔，而是一张网，足协在网的中心。
我和一个圈内的资深足球经理人（原谅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在一个老马家拉面馆见面，聊了3个多小时，一盘海带丝，一盘酱牛肉，三瓶啤酒。他一直和我说，希望能真正看到个系统的、多点思考的稿子，而不是单纯地说事。他的期待，让我更加确定选题的方向。
循门而去
足协的采访是关键，也很困难。除了面对面的采访，我找来所有能找到的文字资料。很幸运的是，四任足球协会掌门人，两任出过回忆录，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出版的袁伟民的书，文字资料已算丰富。
我想到一个取巧的办法，采访已退休的前足协官员郎效农。从职业联赛改革以来，郎效农就一直负责足协的联赛工作，直到退休，设立中超联赛，他也是制度起草者，被称为中超之父。
我给他发了短信，两次未回。第三次，郎老师回复说：“抱歉，我现在无意接受采访，郎效农敬复。”我为老人家的有礼而感动。
但还是不想放弃。同事王鹏在60年系列报道时采访过郎效农，并且在采访本上记下了他家里的地址。这个优秀的采访习惯，这次帮了我的大忙。我循门而去，万幸，郎老师在家，他让我进了门。
多聊多得
采访申花老总朱骏，为了表示诚意，特意飞到上海。
采访朱骏是黄健翔的建议，我说我得采访几个俱乐部老总，黄健翔说，试试朱骏，国安和陕西国力。
不愧是资深体育圈里的传媒人，每个推荐都很有理由，国安是冠军，而且相对干净，应该可以说一点，朱骏是个可以和媒体合作的比较职业的人，而陕西国力是苦主，可能有倾诉欲望。
黄健翔是个要称赞的好老师，在我和他见过面后，他去无锡参加个什么活动，遇到朱骏的媒体经理周亮，说：“有个《京华时报》的要采访你，一定要答应哦。”一开始，朱骏和我打马虎眼，净说些高屋建瓴的空话。后来，他说，我觉得你很亲切，你把录音笔关了，我们可以聊聊。 本报记者刘薇
■对话刘薇
记者：你是个球迷吗？刘薇：94年的时候，一个初中密友超级喜欢国安，我就跟她一起看球，所以对甲A第一代球星挺熟悉。近几年来，我看球看得比较少。
记者：光是球迷还写不出足坛打黑，你都做了哪些功课？
刘薇：我有三个办法。第一个，跟本报体育部的主任和足球记者分别聊天，知道了很多报纸上不会有的信息；第二个是找业内人士——黄健翔、李承鹏等，他们既了解情况，也敢说；第三个就是看当事人的传记，书里的内容更系统。
记者：你前后采访了多少个人？
刘薇：大概十几个。从开始采访第一个对象开始，到出稿大概20天。一开始心里特别不踏实，担心把一个社会问题硬往足协上靠，是否会有些牵强。我特别不希望稿子是记者要做的一个东西，而不是事实。最初的一周我一直在跟不同的人聊天，因为要反复求证这个事实，心里有点没底。
记者：女记者采访足球圈的大老爷儿们，会不会有优势？
刘薇：跟他们聊天的过程都不错。有件事印象很深，第一次采访资深足球经纪人谭剑的时候，我就迟到了10分钟。我预留了足够的时间，但出租车师傅怎么都找不到约定的胡同。我到后，再给他打电话，他说：“你不用来了，我已经走了。”足球圈里的人都是有江湖气的——谭剑生气了。我心里一沉，因为他是贯穿报道始终的核心人物，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一定要见到他。所以我在电话里跟他道歉、解释，心里特别难受和绝望，眼泪就下来了，出租车师傅见状，把我电话拿过去，也跟谭剑解释。后来谭剑又回来了，他事后跟我说，“当时我心也一软，心想是不是我做错了？”（笑）
记者：采访过程中，最难受的是什么时候？
刘薇：说实话，当我听到记者收钱的事时，我很难受。虽然没有公安部门的证实，但我在采访中发现，其实记者也是利益链的一环。当时我跟采访对象对视了半天，然后连问了好几遍“真的吗”。
记者：你怎么看足协？刘薇：我看一些报道，只要提到足协，一般都是狂骂一顿，我个人觉得是有欠分析的。足坛的问题不单是足协的问题，但足协本身绝对是有问题的。稿子里有几处需要统计数据，都是我自己统计出来的，例如注册球员数是多少，足协没有现成的资料，没有人去干这个事。
记者：你自己怎么看这场风暴最后的结果？
刘薇：划线是一定的，不管是由哪个上级部门来划，但一定会划线的，这完全不是足坛一家的事。上次是一个龚建平，而这次是几个。我个人觉得挺好的，你一定得打，又不可能都打尽。但是达到一定的力度是有必要的，至少让人害怕，起到威慑的作用。它为什么会这么泛滥？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人怕，没人管。 本报记者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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