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燕赵都市报
中国足球的水平在过去十年原地踏步，足球流氓的杀伤力却在逐步升级。暴力的种子在中国足球联赛生根发芽，蕴藏着极大的隐患。
对于那些在足球场上寻衅滋事、扰乱球场和公共秩序、危害社会安定的人，国外称之为“足球流氓”。他们并非全是青面獠牙、满脸横肉，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文质彬彬，只有到了某些特定环境之下，“足球流氓”才会显现出杀伤力。
一时糊涂 刻骨铭心“5·19”
中国球迷对于“足球流氓”的最早记忆，得追溯到1985年的“5·19”事件，当年，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主场1：2不敌中国香港队后，爆发了大规模的球迷骚乱。
时任中国男足主教练的曾雪麟说：“那天输球后，很多球迷在北京闹事。那段时间，我楼下挂着各种各样的标语，包括‘枪毙曾雪麟’等内容，甚至有球迷给我寄来刀片和绳子，意思是叫我自杀。”
北京市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室主任金汕回忆，他曾在“5·19”之后采访了一位“足球流氓”，“那个姓武的小伙子，只有16岁，当时是高一学生。采访这位小伙子比采访曾雪麟还难，因为学校认为家丑不可外扬。我在学校门口等到他，他犹如惊弓之鸟，他是那样文静、那样羞涩，真想象不出会闹事。”
小武当时告诉金汕，他在球赛结束后留在场外，和其他球迷一起高喊“中国队解散，曾雪麟下台”。看到附近有人在掀一辆轿车后，便跑过去搭了一把手，就在别人干完了纷纷逃离的时候，他还站在事发现场看热闹，当场就被警察带走了。
金汕说：“回忆起来，那时的球迷犯错也带有一种单纯和片面的理想，他们和现在的足球流氓、亡命的足球赌徒是两种不同的球迷。我们形容那次事件中的闹事者，很少用‘足球流氓’这个词，他们只是在宣泄一种纯真的情怀。”
从社会学的角度，金汕分析了“5·19”事件的深层因素。“1985年的时候，很多新观念渗透进现代文化生活的城市，也在造就着新一代的城市青年。小武等闹事的球迷就是新一代城市青年中的一员，不存在道德的问题，只不过是一念之差。”
由爱生恨 被异化的主队情结
中国足球职业化十几年来，培养了一大群痴迷足球的球迷，并且逐渐成为一些球队的忠实拥护者，也由此诞生了许多所谓的“金牌球市”。
但是，在这些“金牌球市”的背后，无形中也隐藏着足球暴力的温床。每逢主队比赛，这些球场都火爆异常，而且会有资深的球迷通过大喇叭，现场点评双方的表现。当然，点评肯定是偏向于主队。
这些资深球迷虽然熟悉足球规则，但是情到浓时难免会控制不住情绪。尤其是碰到裁判出现错判、漏判甚至反判时，总会振臂高呼，带领其他球迷声讨裁判。碰到一些委屈的场景，更是会声泪俱下，挑起其他球迷的情绪，从而做出暴力举动。
随众起哄 扔个瓶子哗众取宠
在中国足球的赛场中，坐着很多连“越位”都不懂的半吊子球迷。
每当主裁判罚主队犯规时，很多对于规则一知半解的这部分球迷就会怒上心头，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不分青红皂白就高呼“黑哨”。要是身边有其他球迷带动，这些“伪球迷”就会扔下手中的矿泉水瓶，在周围人士的注视下得到极大的满足。
仔细分析那些球迷骚乱的图片，经常可以看见很多嘻嘻哈哈的球迷，面带笑容地施展暴力手段。在他们看来，砸瓶子、扔石头、烧纸片、骂人或许都是一种很“酷”的举动。特别是成百上千的球迷聚集在一起闹事，更是能够激发身上的荷尔蒙，达到一种恶作剧的效果。
仇视社会 面无表情惟恐不乱
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急剧转换，各类社会矛盾凸现。一些“伪球迷”在生活或事业中遭遇不如意，就会跑进球场寻找发泄的渠道。每当发生暴力事件，这种球迷经常会面无表情投入现场，制造出令人恐怖的场面。
金汕说：“现在的足球流氓比5·19复杂得多，很多暴力手段后面都隐藏着其他的诉求。根据我们的统计，欧洲的足球流氓当中，有很多是蓝领工人和失业者，或者是心智不太稳定的人群。欧洲有很多球迷存在报复社会的念头，因此通过攻击球场设施、殴打对方球迷等手段进行发泄。对于这些球迷，不太可能通过批评教育的手段进行管理，必须实行强硬手段。”
输钱红眼 情绪跟着盘口波动
在前几年的中超赛场，经常有一些“球迷”一边观看比赛，一边通过手机下“走地盘”，只要裁判或者球员的行为影响到他的赌局，这些赌徒就急红了眼，使出暴力手段发泄输钱的怒火。
经过“足坛扫赌打黑风暴”的洗礼，这些“赌徒球迷”在球场中的数量已经削减。不过，这些“非主流球迷”的能量不容忽视。金汕说：“由赌球引发的麻烦，成为危害中国足球生存发展的最大杀手，极大败坏着社会风气。有关部门应该继续加强足坛扫赌打黑力度，才能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
发生在足球场的“打、砸、烧”，不仅仅是影响到了两队的球迷，还将带来极坏的社会影响。在暴力的洗礼下，足球正在淡去它的纯真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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