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亚龙已经被警方立案侦查后,近期一份龙王在北京奥运会落幕的三天后向体育总局领导提交的辞职报告重新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在这份被外界称为“万言书”的报告中,谢亚龙首先承担自己责任的同时,接着提出了中国足球“体制、人为、大环境”的三个混乱之源,并在最后诚恳的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由衷的建议。
足协被立案的高管谢亚龙在列(资料图)
党组:
奥运会没有打好,没有完成党组交给我的任务,作为一把手,我诚恳地向组织上承担领导责任。为了大局的稳定和足球的长远发展,也是按照奥运任务书的奖罚要求,我不宜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请党组下决心对足球中心班子进行组织手术。
在我受组织委派到足球中心工作的时候,正值04年“G7事件”所形成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倒阎运动”。我认为:“G7事件”的本质,是中国的职业足球全盘市场化和坚持国家宏观控制权的斗争。(此处省去41字)在半数的职业俱乐部联手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足协的情况下,在媒体狂轰滥炸的声讨声中,在球迷的怒骂声中,中国足协的领导地位和行业管理威信岌岌可危,中国足球的组织体系和外部关系已濒临崩溃。当时的情势和现在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谢亚龙下课”的情况有惊人的相似。更换一把手,我们并没有回答这个实质性问题。职业化改革以来足球换了几任领导,也没有解决足球水平长期上不去和足球职业化出现的乱局。党组委派的干部,在社会的起哄和责骂声中“下课”,是市场力量向执政者逼宫的结果。
在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搞乱了的情况下,根据足球积弊年深的实际,上任之初我对做足球工作有几个基本工作理念:
1.近几年足球要以08备战为重中之重。要力争足球在奥运会有所表现,这既是国家的利益,也是足球的核心利益,必须心无旁骛、毫不动摇地高举这面大旗。由此,媒体给我戴了“谢奥运”的帽子。
2.要充分肯定和毫不动摇地坚持职业足球改革的大方向。我国的职业足球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最大的两个失误就是公益性缺失和政府缺位。公益性缺失是指足球已经不再是为国家、为广大群众、为青少年成长服务的运动项目,而成为市场牟利的工具。政府缺位是指体育总局、地方体育局和各级足协宏观管理失控,足球市场“假赌黑”横行,足球发展信马由缰。这些年的足球,已经远远背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的本质。但是不是要退回到原来的举国体制?我认为不可。当今世界足球项目的职业化程度很高,其市场属性和资本运营特征十分显著,经国际足联的反复整合,其市场的全球一体化格局已然形成。中国足球要谋求长远发展,必须和世界接轨,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这符合中国足球的长远利益。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
3.要加大足球宏观调控的力度。在当时“全盘西化”和“退回举国体制”的两种议论之间,我选择了在肯定职业足球改革大方向的前提下,坚决进行调整治理的思路,必须高举对职业足球治理整顿的大旗,必须毫不手软地打击足球腐败。
4.足球稳定是备战的前提。为了最大限度地整合足球资源,凝聚各种力量投入08备战,必须使足球现有体制和格局基本稳定,因为任何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变化,都会带了利益的调整并引发震荡。这就是投鼠忌器,为了保全备战奥运的大局。如果足球乱将起来,象以往每次大乱一样,空间上波及全国、时间上延绵数月,必然要给总局备战大局添乱,必然拖08备战的后腿。中国足球积弊甚重,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奢望有什么灵丹妙药能起死手回春。
5.足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了,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积弊甚深,错综复杂,必须选择适当的战机,进行系统的、整体的、全面的改革调整。我判断:无论08奥运会打好打坏,都是足球改革调整的大好时机。打好了,作为足球中心获得了时间、空间和威信;打不好,大环境必然要求改革,也促使各方面加大改革力度。所以,08之前的这几年,足球市场处于低谷,足球环境恶化,足球中心要更加隐忍一些,要卧薪尝胆,要在足球工作的底部全面积累积极的因素,在全力以赴抓备战的同时,还有全面开展各项工作,要探索下一步改革的道路,要抓青少年足球改革,要全面开发足球市场,要调理和俱乐部、地方足协、媒体、球迷等方方面面的关系,总之,要居中斡旋,全面推进,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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