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龙辞职万言书曝光：牺牲我一人 换全局主动

　　基于以上思路，我一手抓备战，一手抓稳定；一手抓深化改革，一手抓治理平乱；一手抓备战队伍，一手抓全面工作。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把握着足球的方向，求取平稳和协调，还要积极进取，力争备战任务的完成，殊为艰辛。

　　在抓稳定、改革和治理方面，在刘鹏局长的支持下，我们和公安部一起制定了联赛治理的文件，并得到国务院办公厅的批转；加大了对违纪违规俱乐部的处罚力度，果断地取消了恶性资产运营的陕西国力俱乐部中超联赛注册资格，解散了具有关联关系的四川冠城俱乐部，注销了集体弃赛和管理混乱的西藏惠通陆华俱乐部的中甲联赛资格，暂停了严重拖欠工资的湖南湘军俱乐部的参赛资格；作为对G7事件的交代，成立了中超公司，调整了中超联赛中中国足协和各参赛俱乐部的经济关系，剥离了联赛的经营权和管理权，改变了足协从联赛中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当行为；恢复了升降级制度，使各俱乐部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轨，球员的利益得到保护；加大了联赛中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的处罚力度和裁判员的管理力度。04年G7事件对足球中心备战工作的直接影响，使市场的大幅度滑坡，收入减少近一半(十几年来足球中心95%左右的支出，要靠市场收入)，我在整合资源加大开发力度上也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市场收入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保证了备战足协工作之需。

　　在备战方面，工作就显得更加困难。虽然在抓国家队作风、抓纪律、抓爱国主义教育上；在协调联赛时间，让国家队获得更大的集训时间上；在构建海外练兵平台上；在增加备战工作的技术含量上，组建科研技术人员团队上；在加大备战的投入和增加教练员、运动员收入上；在建设队委会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总的感觉是：市场中的足球资源，无论如何也很难整合到为国争光的备战平台。这就是很多职业联赛的国家，干脆放弃奥运会的原因，私人资本怎么能生产公共产品呢？实际上，最难整合是人心，“人在曹营心在汉”！我国近几年在很多领域进行了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成绩斐然。可惜的是，我们在构建职业足球体制之初，没有这方面的思路，没有坚持国家的主导地位，没有构建职业足球齐心协力共同托举中国足球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平台。这和举国体制所构建的“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体制截然不同。

　　根据我不是搞足球专业出身的情况，我把备战工作分工给其他专业出身的中心领导负责，自己抓宏观方面。一开始，由杨一民负责抓全部国家队，一年后为了加强备战，改由南勇分管男足，杨一民分管女足。在07年男足亚洲杯失利以后，感到队伍的问题很多，才开始全过程跟队。到08年4月女足在多次出现问题后，从调整了杨一民的工作不再分管女足，由南勇分管女足，我盯住国奥队。即使这样，也还是按南勇分管男足和国奥队不变的情况下，共同工作。

　　队伍备战过程是一波三折，动荡和不安。刚到足球中心的时候，总局已经批准了足球备战计划，男足当时实行“一队两组”方案，由朱广沪任主教练，后来发现“一队两组”实际没有很好执行，在总局支持下又把国奥队独立出来，这时候备战时间已经浪费过半了。国奥队成立后，聘请杜伊做主教练，一开始走得很好，队伍快速多变的打法风格有了轮廓，然而后来则没有进一步的细化、深化。08年正值奥运年，足球又遭遇世界杯外围赛“死亡之组”，社会也高度关注。我们为了回避国家队和国奥队人员交叉的矛盾，采用了一个总教练统辖两个队的做法。由于世界杯外围赛没有打好，社会发生了对杜伊的质疑，国家队部分队员把这种情绪带到国奥队，加上杜伊错误地总结世界杯外围赛的教训，使他和队员的矛盾加深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们被迫做出了任命殷铁生做执行教练的决定。

　　女足和主教练的问题更加明显，在备战过程中更换了5任主教练，其中裴恩才、多曼是因个人的原因离开的，马良行、伊丽莎白则是因和足球中心干部工作方面的矛盾无法继续工作而离开的。在外界都炒作为是因为和足协乃至和我的矛盾，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作为一把手，工作没有做好，我应该向组织承担全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