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业足球迎来三巨头时代 新总经理做做面子工程

　　本报记者 李 悦

　　俱乐部被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托管，新总经理和新帅同时上任，刚刚遭遇降级之痛的河南建业在这个寒冷的初冬毫无意外地迎来了一系列的高层变动，而大变动之后的建业足球也在这一刻迎来了“三巨头”时代。仔细分析“三巨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可以得到一个也许不太恰当但却十分形象的比喻……

　　杨楠：“垂帘听政”

　　虽然“垂帘听政”一词始于中国战国时代的赵太后，但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还是晚清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自1861年至1908年间，她实际控制朝政长达47年。在同治、光绪两朝，朝内一切用人行政，均出慈禧之手，所谓“上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而建业足球由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会“托管”，也让基金会的理事长杨楠开始了事实上的“垂帘听政”。唇红齿白、明眸善睐的杨楠对外一直有“美女老总”之称，曾经上课——下课——上课——下课地来回折腾，此次归来，连最资深的足球记者也想不起来她是第几次掌舵建业了。她虽然名义上已经不是建业俱乐部的掌权者，但作为基金会的一把手，一个“托管”就能让杨楠大权在握。实际上，即便卸任了俱乐部的副董事长，杨楠在这两年依然与中国的足球核心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建立河南足球基金会，到进京帮助中国足协筹建中国足球基金会，杨总和足球的领导们长期比邻办公，前不久还代表中超参加了亚冠联赛特设委员会会议，由此也能看出她在足坛高层中的人脉。尝到了外行领导内行苦头的建业，这次让杨楠“垂帘听政”也是无奈之举，毕竟集团内部比她更懂行的只有老胡，老胡又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面，只能由杨楠代劳了，只不过杨楠由于某些原因不便直接走上前台，才想出了“托管”这一妙招。

　　张卫军：“玉玺空悬”

　　清德宗光绪皇帝，清朝第十一位皇帝，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被指定为皇帝。光绪帝在18岁后虽然名义上得以还政，但实际大权依然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最终空留下“百日维新”的悲歌。

　　与其前任相比，建业新总经理张卫军至少从履历上看像是个懂球的，大学的系体育部长，足球队队长，在建业足球的戴大洪时代，他是俱乐部的财务经理，曾在球迷专列上卖过球迷用品，只有省内跑建业队的第一批记者对他依稀还有印象。弯弯绕绕十几年后，张卫军从集团财务副总经理的位置又回到了俱乐部，从以前的中层干部成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但从权力上讲，并无多大实质性变化，顶多是个财务总管。因为所谓的基金会托管，未来建业俱乐部无论是建队方针还是内外援的引进，最终的决策权肯定不在张卫军手中，充其量他也就是发个聘书、签个字，做一做面子上的工程。不过权力往往是和责任成正比的，在俱乐部风雨飘摇之际，做个潇洒的见证人，或许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唐尧东：“拥兵自重”

　　“朝鲜事变”使其初登历史舞台，“小站练兵”让他有了博弈的资本，“武昌起义”彻底给了他上位的机会。袁世凯，一个时势造就的枭雄，恩威并施、善于借势的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第三度入主建业的唐尧东在媒体见面会上就表示自己的运气一贯不错，而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执掌建业，也和俱乐部近几年的种种不顺有关。前两次的执教经历也让唐尧东给这支球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颇有驭下手段的他也培养出了一批“死忠”。与袁世凯垂钓洹上 ，依然能遥控北洋军一样，唐尧东在上个赛季执教重庆时，也经常电话联系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球员，有关建业，事无巨细一一掌握。正是这种藕断丝连，让前后两任主帅对更衣室的掌控变得异常困难，也使得他在与别的帅位候选人竞争中多了个“熟悉情况”的优势。作为主教练，唐尧东的特点和缺点同样明显，在凝聚球队上他确实有着自己的一套，但无论临场指挥还是培养后备力量，这些都不是唐尧东的强项。此次请他回来，类似于清政府无奈之下再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在反复“辞让”之后，不得不重回京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一职。